德外长突然呼吁德日亲善！为啥认错的德国还会冒出法西斯余孽？

谁都不会想到，经过几十年的清算，法西斯余孽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还越来越多了。

随着高市早苗的上台，日本政坛的彻底右转已经成为定局。

而就在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也跟着做出表态，公开呼吁深化德日关系、加强所谓的“亲善合作”，这就着实是有些耐人寻味了。

要知道，德国在战后反思的问题上，可一直是作为“正面典型”存在的，不同于日本的死不认账，德国甚至通过两位总理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过往战争罪责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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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这个公认“彻底认错”的国家，不仅崛起了极右翼政党，更是冒出了这种堪称法西斯余孽的离谱发言，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德国外长，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才会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已经认错的德国，又为何还会有法西斯余孽的存在？

历史遗毒

在人们的直观印象中，德国之所以会在战后认错，是因为它曾进行过全面而深刻的清算，不过，这一过程却绝非如教科书上讲述那般完美，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漏洞和政治妥协。

战后初期，盟军确实在联邦德国推动了的“去纳粹化”的政策，但随着冷战的爆发，这一决策很快便被现实需求所取代。

为了迅速恢复国家功能、重建军队以对抗苏联，首任总理阿登纳认为，只有“整合”前纳粹分子这一条路可选。

因此，德国在战后清算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与日本高度一致的“切割”策略，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少数纳粹高层，反而将国防军、普通公务员和民众视为“受害者”。

在经济重建的号召下，1954年的《战犯赦免法》直接赦免了数十万刑期三年以下的罪犯，约40万人受益，其中就有着许多集中营守卫、盖世太保成员。

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在司法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50年代，西德高达75%的法官和律师曾是纳粹党人或参与过纳粹司法体系，这批法律人本就“带着历史的原罪”，在审判战犯的过程中，又怎么可能不“夹带私货”？

因此，他们做出的判罚，往往倾向于以“服从命令”或“缺乏主观恶意”为由，对受审人员轻判甚至无罪释放。

1947年，针对纳粹德国“安乐死”计划展开的审判中，就曾出现过23名被告仅7人被判死刑，7人无罪释放，其余人员刑期大幅缩短的一幕。

但要知道，臭名昭著的“安乐死”计划，可是仅仅通过简单的“医学检查”，就能让医生对身心患有残疾的病人进行的系统性杀人。

在1939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20万有残疾症状的人被通过施药、饥饿、毒气等方式屠杀，结果却只得到这样的潦草收场。

更为典型的是对集中营中党卫队成员的审判，一但被认定为“基层人员”，就一下变成了“从犯”，为此，一些曾犯下重大罪行的军官都开始掩盖自己的身份，只为获得轻判。

就像在贝乌热茨死亡营的审判中，我们永远都算不清被定罪的那个人，是如何完成屠杀50万受害者的这笔账。

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哪怕所有的罪责都是由这一个“恶贯满盈”的凶犯犯下，他也仅仅只获得了2年3个月的刑期，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痛不痒。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则是因为，东部集中营的幸存者极少，大量证据缺失，加剧了定罪的难度，使得司法清算对这些核心屠杀场所覆盖的案件审理上，几乎全部都是空白。

可即便后来随着各种民间证据的收集与完善，这些人也还是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堪称“宽大”的处理，自然就意味着纳粹体制的基层骨干和中层官僚可以“毫发无伤”地重返社会，甚至担任公职。

而这种制度、政治和司法层面的“三重纵容”，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余孽在战后德国社会中长久隐蔽地存在。

正是因为这种清算的不彻底性，久而久之，德国民间居然催生出了一种极似日本“反战败”的“集体失忆”和“受害者叙事”。

借此机会，保守派政治家和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也利用这种宣传，开始强调盟军轰炸、以及平民被驱逐的苦难，试图将德国人与犹太人所受的伤害“等量齐观”。

这种淡化德国作为战争发起者罪责的历史叙事，如同社会深层的潜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德国人对历史真相的彻底反思，也为右翼思想的暗中传播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现代演化

正是源于清算的不彻底，才塑造出了现代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潜藏扩散的社会基础，进而让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占据了社会主流。

德外长瓦德富尔“德日亲善，共建欧亚共荣”的言论，恰恰正是这种思潮影响下，社会对极端主义警惕性下降的最直观体现。

即便德国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依旧是坚定地反省战争错误、正视历史责任，但他们也无法改变展现保守倾向的政客，确实更容易获得选民支持的客观现实。

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之所以能够从边缘走向主流，便是因为抓住了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德国人对移民浪潮的排斥与反感。

从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开始，他们便以12.6%的选票“异军突起”，直接升格为德国政坛中的第三大党。

而保守政党在政坛的崛起，无疑让右翼势力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便在2019年爆发了哈雷犹太教堂的枪击事件，由新纳粹分子策划，目标直指犹太教信徒。

除了反犹主义的复活，极端右翼更是借着反对移民的呼声，开始对少数族裔、穆斯林等少数群体也陆续展开袭击“攻势”。

近年来，德国类似的针对移民暴力事件和仇恨犯罪一直在呈上升趋势，仅2024年德国因右翼动机引发的犯罪就较上年同比增加了17.3%，创下历史新高，其影响可见一斑。

而在极端排外过后，右翼势力更是连社会上的不同意见都没有放过，开始持抵制态度。

同样是在2019年6月，极端分子当众枪杀了公开支持难民政策的地方官员吕布克，就是为了压制异见，迫使社会在恐惧中接受极端排他、仇视多元的政治主张。

不管是暴力行动，亦或是政治诉求，在保守思潮的影响下，这些极端分子的很多行为已经与当年纳粹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对内瓦解民主的“历史倒车”，更是会像当年的法西斯德国一样，将其变为国家外交战略层面的延伸。

这便解释了为何在德国外长“德日亲善”的发言之后，还追加了“是因为无法容忍中俄改写世界秩序”的荒唐理由。

毫不夸张地讲，这种以阵营对抗为核心的叙事方式，就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剧变中重温纳粹旧日幻梦的具象化表现。

更是与当年轴心国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集团、并打着“新秩序”或“共荣圈”旗号进行侵略扩张的逻辑高度趋同。

只不过，现在的口号从赤裸裸的“殖民”换上了所谓“民主”、“自由”的外衣。

当新兴力量开始参与规则制定，并提出不同于西方的方案时，西方就感到“如坐针毡”，并将其简单粗暴地视为对“规则”的挑战。

为此，军事发展长期受限的德日，甚至不惜开始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论”，并通过提高军费、联合军演等形式逐步解开军事束缚，可见已经偏执到了何种地步。

而这背后，不仅是对美国全球地缘争霸的盲从，更是反映出西方世界在面对国际多极化趋势时的深层焦虑。

或许在瓦德富尔的构想中，只要将自己的国际战略与中俄进行深度捆绑，就可以为“印太战略”添砖加瓦，以此获得美国的支持。

但他自己恐怕都已经忘记，这种缺乏战略自主的做法，与其当下欧洲大国应有的身份地位严重不符。

相比之下，反倒更像是在新的国际竞争中自甘沦为美国“鹰犬”的行为，与其说是“大国决策”，不如叫它“对历史妥协的再次重复”来的更为恰当……

瓦德富尔鼓吹的“德日亲善”和“欧亚共荣”闹剧，本质上是德国清算不彻底所留下的法西斯余孽思维，也是在国际多极化浪潮中的负隅顽抗。

它象征着德国政治精英，试图用阵营对抗来解决自身在经济依赖、历史包袱和地缘焦虑上的焦虑与矛盾。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德日两国经济与中国市场的高度绑定，再加上欧洲内部的结构性分歧，都注定这场“重建轴心”的图谋，不过是抱守残缺的旧秩序聊以慰藉的“旧日挽歌”。

参考文献

《“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黄萌萌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动因与影响》臧秀、马树颜、朱逊敏

《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范丁梁

《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何以获取选票？———基于德国选择党的分析》袁超、冯晓丹

《德国右翼二战历史修正主义的演变及影响》孙文沛

《德国纳粹化与去纳粹化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吴国斌、卢文忠

《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玛丽·弗尔布鲁克 著；陶泽慧 译

《德国外长应收回涉华不当言论》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