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地下党被捕，伪乡长看后踢了对方一脚：共党怎会要这蠢货？

“乡长！我和郝三儿今天早上在大庄村边，抓到一个共党的探子！”

话音未落，室内的温度似乎骤降几分。

这是功劳还是灾难？王子亭的目光凝重起来。

没有人知道，这位“伪乡长”的内心，早已翻涌如潮。

一脚惊魂的黎明

1942年9月17日，梨园乡。

王子亭神色不变，只是眉尾轻轻一挑，他慢悠悠地将茶碗搁在桌角，语气却带了点不耐烦：

“别急吼吼的，先说清楚，这次是不是又抓错了人？别像上回，一口咬定是共党，结果送县里挨了太君三脚，差点把我这顶帽子踢没了。”

刘家才急忙摇头，语气更坚决：“真没错！那人一看到我们，拔腿就跑，我们追了好一段，才把他按在沟里，这次肯定是共党，不跑他怕啥？”

王子亭沉吟片刻，随后起身披上外套，步履从容地走出屋子，他心里其实早已泛起波澜：在这个节骨眼上，真共党一旦落网，那后果……非同小可。

院中大槐树下，果然绑着一名赤裸上身的汉子，手脚被粗麻绳牢牢捆缚，脸颊带血，嘴角有淤，几个乡丁在旁站着，脸上都是“立功”的得意模样。

韩侍臣抬起头的那一刻，王子亭眼皮突地一跳。

那张熟悉的脸，瞬间唤起了他尘封的记忆——太山游击队的交通线、夜间传信的密语，还有一场激烈战斗后，两人擦肩而过的那个眼神。

这个人，不仅是共党，还是他王子亭的老战友，该怎么救？

卧底伪乡长的双面人生

“干这个差事，脸皮要厚，心更要硬。”这是王子亭在成为伪乡长后，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谁又能想到，梨园乡这个时常在日伪会议上怒斥百姓、命令手下“彻查共党分子”的地方长官，竟是游击队安插在敌伪政权中最隐秘的一颗钉子。

他的身份，是敌人的“自己人”，也是我党的“眼睛”。

时间要追溯到1939年，那年八月，王子亭还是太山区农民协会的一员，他凭着拳脚利索、头脑机灵，很快被八路军看中，调入侦查岗位。

当他第一次拿着望远镜躲在山林间，窥探敌人据点时，他未曾想过，未来有一天，他将以“伪乡长”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踏进这些据点的大门。

1941年秋，上级找他谈话，说日军准备在梨园修设据点，急需一名可靠的同志打入伪政权中做卧底，最好能混上个伪职，方便打探情报。

王子亭起初极为抗拒，他觉得“演汉奸”实在是太丢人，但上级只说了一句话：“你演得越像，救的人越多。”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他的心窝。

就这样，一场悄无声息的潜伏战开始了。

王子亭把家中老母托付给族中长兄，备好几样土产特产，沿街敲门走关系，凭着在梨园一带的口碑与人脉，他果真当上了“王乡长”。

自此以后，王子亭的每一个早晨都从两种身份中醒来——他是“伪政权的爪牙”，也是“游击队的暗哨”。

为了稳住身份，他不得不做戏，他在公开场合对日军点头哈腰，接待视察时装腔作势，一口一个“太君英明”，把那些鬼子哄得心花怒放。

他有时候还得“抓人”，偶尔审讯，甚至对着被绑的“共党嫌犯”呵斥几句，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抓捕行动有多少是“空手套狼”，多少是“烟雾弹”。

在最初的一年里，他干得最出色的不是“抓共党”，而是“抓错人”。

每当手下因急功近利抓来些无辜百姓时，王子亭总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把他们痛骂一通，甚至故意写报告把自己推上风口，说“管教不严，识人不清”。

为此，他不止一次被日军踢了桌子、扇了耳光，可他咬着牙挨下来了。

他很清楚，只要他还坐在“乡长”的位置上，梨园的百姓就多一分安全，游击队就多一分便利。

他的耳朵听着鬼子的命令，眼睛却盯着粮仓的调配，炮楼的修建，搜捕的行程。

他的笔写着敌人的通告，手里却悄悄塞着写有密码的纸条，交给来接头的“货郎”、“卖菜人”、“钉掌铺匠”。

但潜伏并不总是顺风顺水，敌人并不愚笨，尤其是当王子亭多次“抓错人”、粮草多次“失踪”之后，一些日伪军官对他起了疑心。

有一回，日军队长中村太郎甚至亲自对他说：“王桑，你太善良啦，连抓人都手软，是不是有点太体恤百姓了？”

那一刻，王子亭背脊冷汗直冒，他知道，这句话是警告，也是试探。

他不得不把“演戏”的浓度提高，再度狠心“立功”一次，他组织手下“抄家”、“抓丁”，演了一场震慑全乡的“雷霆手段”。

可他做了手脚，凡是名单上的“可疑人物”，一律事先安排避开，真被抓走的，反而是几个暗地勾结日伪的村霸、地痞。

那些日军信以为真，反倒夸奖他“有手段”，又将信将疑地放了他一马。

但他知道，这条线已经越来越紧了，暗地里，他向游击队发出紧急暗号：他暴露的风险越来越大，下一步可能要另有安排。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侍臣被抓来了，那是他熟得不能再熟的同志，若真送到日军那里，活命的机会几乎为零。

演一出戏，救一个命

可现在，他被捆在自己手下的眼皮底下，活像待宰的羔羊。

王子亭胸口一紧，可脸上却一点没动。

他不能动，只要有一丝破绽，今天不仅韩侍臣要没命，他自己也可能立刻暴露。

脚步一顿，他抬头佯装惊讶，先是扫视对方几眼，然后猛地提高声音：“哎哟，这不是大庄村那个王东林吗？又跑出来了？这回是跟你哥吵什么了？”

一句“王东林”，一句“兄弟争地”，看似随意，实则是下的一盘死棋变活的暗子。

韩侍臣听得懂，他眼神一闪，立马“转过弯来”，委屈地喊道：“我哥欺人太甚，分家的时候把好地都分了去，现在又想抢我那头老黄牛，我……我实在活不下去了……”

说到这，他脸上的泥灰还未干，眼里倒真掉了两滴泪。

王子亭嘴角微动，眼神一沉，半真半假地冲上前，一把揪住韩侍臣的衣领，低声问：“那你跑什么？”

韩侍臣顺势拱起身子，眼里装上惊恐，语速打颤：“他们俩腰里别着枪啊，我又不是犯人，他们喊我我就吓得跑了，不跑我不就是傻子了吗？”

“跑？你跑得跟兔子似的，乡公所当军营啦？”王子亭一边咆哮，一边猛地踢了韩侍臣一脚。

围观的乡丁哄笑起来，几个甚至调侃道：“这人也太怂了点，枪都没拔就吓跑啦？”、“还当是共党，怕是个被嫂子打怕了的软货吧？”

王子亭顺着众人的情绪往下推，他挥了挥手，语气带着不屑：“就这点出息？你们还当他是共党？共产党要是都这水平，早就完蛋了。”

他一边说，一边把帽子往后一推，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今天的事儿算了，他们家兄弟吵架，吓着了你们这几个爷们儿，下次再跑来给我报功，别怪我不客气。”

“王乡长，要不还是押去县里问问？”刘家才显得有些不甘。

王子亭猛一回头，眼神一寒：“你还想挨太君骂不够是吧？看清楚点，这种货色也配当共党？要真是，那共产党怕不是在招小偷！”

众人顿时哄笑，气氛从紧张转为轻松，王子亭适时地摆了摆手：“松绑，让他滚吧，这事我担着，出了事你们找我。”

几名乡丁上前，三两下解开麻绳，韩侍臣脚下虚浮，但还是故作狼狈地爬起，拱了拱手：“谢谢王乡长，回去我好好跟我哥讲讲，再也不乱跑了……”

目送他跌跌撞撞离开乡公所，王子亭才转过身，表情又恢复成平日那副冷面样。

那天夜里，王子亭一个人坐在院中，敌人已经越来越疑神疑鬼，而他的身份，也如走钢丝般岌岌可危。

可他没有后悔，若不是这身伪装，韩侍臣早就命丧黄泉。

多年后，每每想起这一幕，韩侍臣总会说：“那一脚踢得真狠，但比谁都温柔。”

一生铭记的那一脚

1992年秋，王子亭去世，乡政府的小礼堂临时改为灵堂，灵堂内香烟缭绕，白幡轻拂，而棺木前却冷冷清清，除了几位街坊和早年间的旧同事，鲜有人前来吊唁。

王子亭死于一次突发的脑溢血，去世前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人问起他“伪乡长”的过去。

哪怕多年后国家政策几经纠正，那顶“汉奸”的帽子依旧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晚年的人生。

他一生没有回过太山村，没再登过游击队的山头。

孤身一人，住在宿迁一间老旧的平房里，靠着低保度日，村中小孩叫他“老王头”，鲜有人知他的来路。

可那天的雨，却见证了一位真正的“知情人”的归来。

礼堂外，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老者，顶着雨，沿着乡道一步步走来。

他一路打听，一路走，终于在礼堂门口站定，没人认得他，只有村书记一时觉得眼熟，问他：“老大爷，您找谁？”

他没有回话，只是低头取出一张早已被水浸得发软的纸，上面写着寥寥数字：“子亭同志葬礼地址。”

是的，他是韩侍臣，那个在五十年前被王子亭一脚踢回人间的地下交通员，他来送一位真正的战友，也来见一位他一生铭记的恩人。

“子亭同志——”韩侍臣声音哽咽，“那一脚，你说是踢，我却当是托生，你不踢，我就没命了啊。”

在场众人都静默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蓬头垢面的老头，竟然是当年的“共党探子”。

韩侍臣继续讲述着那段几乎无人知晓的往事，从梨园乡的大槐树下，到那句“共党怎么会要你这蠢货”，再到他如何在那场拙劣却又高明的演出中，得以逃出生天。

“他演得好，也担得起。”韩侍臣望着棺木，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他冒的是命的险啊。那时候他已被盯上了，明里是伪乡长，暗里是我们的人，他干的那些事儿，比我们还危险。”

韩侍臣用尽全力站起身来，掏出那张照片小心翼翼放入王子亭棺中，然后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久久不肯起身。

那一刻，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个“老王头”，并不是躲在角落的可怜人，他是背负过信仰、穿越生死的地下英雄。

王子亭的一生，或许沉默、孤独、受辱，但他曾在最危险的地方，为了信仰和同志，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