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最关心的3件事：未来五年房市、收入、消费的真实样子

站在 2025 年深秋，距离 2020 年疫情初期已过去五年有余。这五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冲击、修复、转型的复杂历程，而刚刚落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十五五” 规划建议，恰好为未来五年的发展锚定了方向。

从宏观趋势的重构到房价预期的博弈，从消费习惯的变迁到就业结构的调整，每一个维度都折射出疫情前后经济逻辑的变与守，也藏着普通人对 “好日子” 的期待。

一、宏观趋势：从 “应急修复” 到 “质效优先”，双循环筑牢增长韧性

若回溯 2020 年初，疫情突如其来的冲击让全球供应链停摆，中国经济一度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的三重压力 —— 当时制造业 PMI 跌破荣枯线，外贸订单骤减，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彼时的宏观政策核心是 “应急纾困”，从减税降费到专项债发力，再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一切以 “稳住经济基本盘” 为首要目标。

五年过去，经济逻辑已悄然转向。“十五五” 规划建议提出的七个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 被放在突出位置，这与疫情后中国经济的转型需求深度契合。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外需依赖的脆弱性 ——2020-2022 年，全球贸易波动让不少出口企业被迫转型内销；也加速了内生动力的培育，数字经济、远程办公、智慧医疗等新业态在疫情中 “破茧”，如今已成为 “十五五” 重点推进的 “新旧动能转换” 的核心领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提到的 “制度优势 + 国内市场 + 完整产业体系”，正是疫情后宏观趋势的关键支撑。对比疫情前，2019 年中国经济还在依赖传统基建和房地产拉动，如今 “十五五” 明确 “发展新质生产力”，将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纳入新增长点，甚至提出 “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疫情后对 “什么能真正支撑经济长期增长” 的深刻反思。毕竟，2020 年疫情最严峻时，是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保障了口罩、呼吸机的生产；2023 年经济复苏时，是数字经济带动了千万灵活就业岗位，这些都让 “以内循环为主体” 的双循环战略有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房价：从 “短期波动” 到 “预期重建”，需求仍在但需破局 “买涨不买跌”

房价几乎是每个家庭最关心的经济话题，疫情五年里，这份关心多了几分纠结。2020 年疫情初期，部分城市房价短暂下跌，当时不少人担心 “房地产泡沫破裂”；2021-2022 年，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房企债务问题频发，房价进入下行通道；直到 2024 年，市场才逐渐企稳，但 “房价只会稳或降” 的预期却慢慢固化。

“十五五” 规划建议提出 “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黄汉权的解读点出了关键：需求并未消失，只是需要释放。对比疫情前后，住房需求的逻辑已发生变化 ——2019 年之前，很多人买房是为了投资增值；疫情后，更多人开始看重 “居住本身”：2022 年某房产平台调研显示，62% 的购房者将 “户型通透”“周边有医疗配套” 列为首要条件，远高于疫情前的 38%。这种 “从有到好” 的改善型需求，正是黄汉权所说的 “支撑房地产未来的关键”。

但现实难题在于 “预期”。疫情后，“买涨不买跌” 的心态被放大 ——2023 年不少城市推出购房补贴，却出现 “越补贴越观望” 的情况，因为人们担心 “今天买了明天跌”。黄汉权提到 “城镇化率还有空间”（常住人口 67%，户籍不到 50%），这意味着还有农村人口进城的刚需，但疫情后年轻人就业压力增大、收入预期不稳，让这些刚需迟迟不敢释放。“十五五” 要做的，或许不只是 “刺激需求”，更是修复预期 —— 比如通过政策明确 “房价不会大起大落”，通过保障房建设分流刚需，让市场回到 “居住属性” 的本质，这比单纯的补贴更能破解当前的僵局。

三、消费：从 “线上替代” 到 “供需适配”，内需潜力待解 “堵点”

消费是经济的 “压舱石”，但疫情五年里，这块 “压舱石” 经历了剧烈的 “重构”。2020 年疫情最严重时，线下消费几乎停摆，线上消费扛起大旗 —— 当时生鲜电商订单量暴涨 3 倍，云观影、线上课程成为日常；2021-2022 年，消费逐渐恢复，但分化明显：家电、汽车等 “大件消费” 依赖以旧换新政策拉动，而餐饮、旅游等 “服务消费” 恢复缓慢；直到 2024 年，线下演唱会、体育赛事重新火爆，消费才真正有了 “全面复苏” 的迹象。

“十五五” 规划建议将 “扩大内需” 作为战略基点，黄汉权的观察很接地气：“有些消费提振不一定需要花钱，比如放开购车限制、简化演艺赛事审批”。这恰恰戳中了疫情后消费的 “堵点”—— 疫情培养了人们的 “线上习惯”，但线下服务消费的供给却没跟上：年轻人愿意为一场 livehouse 花几百元，却常遇到热门演出审批慢、场地少的问题；疫情后很多家庭想换更大的冰箱、洗衣机，却发现以旧换新的流程繁琐，补贴到账慢。

对比疫情前，2019 年中国消费率还在 55% 左右，2024 年已回升到 58%，但距离 “以内需为主” 的目标还有差距。黄汉权提到 “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卡点”，其实就是在解决消费的 “隐性障碍”—— 比如同样一款汽车，在不同城市的上牌政策不同；同样一场话剧，在二线城市的审批周期比一线城市长 3 倍。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便疫情后人们有消费意愿，也难以转化为实际需求。“十五五” 提 “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本质上是要让消费回归 “以人为本”，而不是单纯的 “数据增长”。

四、就业：从 “应急保岗” 到 “质效提升”，新领域与老行业的 “双向奔赴”

就业是 “民生之本”，疫情五年里，就业市场的变化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存状态。2020 年疫情初期，服务业首当其冲，餐饮、旅游从业者大量失业，当时政策的核心是 “保岗”—— 比如发放稳岗补贴、鼓励企业不裁员；2021-2022 年，灵活就业成为新选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数量激增，这既是就业的 “缓冲带”，也暴露了结构性矛盾：新领域缺人（比如 AI 训练师、工业机器人运维），传统行业闲人（比如传统制造业工人）；直到 2024 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这种矛盾才开始缓解。

“十五五” 规划建议提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黄汉权的解读抓住了核心：“就业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对比疫情前后，就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019 年，服务业就业占比约 47%，2024 年已达 51%，其中数字经济相关岗位增长最快；传统行业也在升级，比如疫情前很多工厂还是 “人工流水线”，现在通过自动化改造，不少工人转型为 “设备运维员”，收入提高了 20%-30%。这种 “新领域创造岗位、老行业升级岗位” 的趋势，正是 “十五五” 要强化的。

但挑战依然存在。疫情后，年轻人对就业的期待变了 —— 他们不仅要 “有工作”，还要 “有发展”。黄汉权提到 “数字经济、AI 领域薪酬高”，但现实是，很多传统行业从业者缺乏转型技能，比如疫情前的超市收银员，想转做电商运营却没受过培训。“十五五” 提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其实离不开就业质量的提升 —— 只有让传统行业从业者能通过技能升级涨工资，让新领域岗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就业才能真正成为 “收入增长的大头”，而不是单纯的 “谋生手段”。

结语：在 “变与守” 中寻找经济的 “确定性”

从疫情到 “十五五”，中国经济的四大维度里，“变” 的是增长方式、需求结构、就业形态，“守” 的是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逻辑 —— 无论是房价的 “稳预期”、消费的 “扩内需”，还是就业的 “提质量”，最终都是为了 “让老百姓口袋更鼓、日子更好”。

黄汉权提到 “既要有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也要有耐心沉淀的态度”，这或许是对未来五年最好的注脚。疫情教会我们，经济增长不是 “数字游戏”，而是每个普通人的 “获得感”；“十五五” 规划建议勾勒的蓝图，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需要在 “新与旧”“快与慢”“政府与市场” 的平衡中，一步步落地。毕竟，对老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 不是抽象的词汇，而是孩子能上好学校、老人能看好病、自己能有稳定工作和舒心住房 —— 这些疫情前后从未变过的期待，正是中国经济前行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