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第五章 女骑手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女骑手

这一章主要讨论女骑手的劳动与身份。从数据来看，女骑手在整个外卖行业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根据美团研究院的调查报告，2020 年平台内女骑手占总人数比重为 7.4%。我们调研小组的问卷调查数据虽不是随机抽样，但在之后几年得到的数据与此相似。疫情后，就业压力增大，女骑手的比例有所增加。如果说外卖骑手是我们身边 “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骑手就是配送行业中 “显而易见的不可见” 人群。正如前文所言，“送外卖” 是一项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工作，它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体力要求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 “男人的活”。女骑手由此变成了配送行业里的 “性别少数” 人群。她们穿着略肥大的工作服穿梭在马路上，只有走近才能从她们的长发和头盔下的轮廓中发现是女性。本章希望聚焦这样一群 “不可见人群”，她们或来自城市，或来自乡村，却都是过渡劳动的重要展现者。比起男性，女骑手似乎更加知晓并了解外卖作为一种 “生活缓冲” 的重要作用，她们在生活、家庭遇到困难之时投身外卖，并力图借助外卖劳动来度过困境。同时，由于女性在传统家庭分工中的辅助地位，过渡性也体现在她们需要兼顾母职和工作的选择上。

这一章的撰写也出于本人以及调研小组对于性别研究的共同的好奇与热爱。正所谓，“在任何一个领域，当我们观察到女性被排除在外的时候，都无疑是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因为女骑手的数量相对较少就对其采取忽略和不管不问的态度。相反，无论是对 LGBTQ 等 “性少数” 人群，还是对像女骑手这样的 “性别少数” 人群，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和探究都十分有必要，它使我们尽量避免生理性别本质主义的倾向，从而看到更细致入微的性别劳动肌理。

在十分强调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外卖场域中，女骑手的工作、生活、交流及其所遭遇的身份挣扎给我们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性别感知与冲击。在对女骑手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希望打破固有的思维习惯，经由女骑手的经历牵引而看到更立体的劳动与社会、技术、家庭、城乡之间的多元交叉，并以此看到围绕性别所展开的更广阔的理论脉络和对话视角。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者来说，我不但是记录者，也是一位女性记录者，这是十分宝贵的学习和反思机会。

女性选择跑外卖的原因各异，无法用统一的脉络图谱加以概括。她们既有与男性骑手十分相近的需求，如还债、生计的压力等，同时也有作为母亲、妻子等跟母职与情感照料相关的原因。例如，众包骑手的灵活性会吸引不少 “宝妈” 前来，她们在照顾老人、孩子之余，利用空闲的时间赚取外快补贴家用；有些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女性，会因为离异、家庭变故而选择送外卖，并使其逐渐成为自己经济独立的重要支撑；还有些年轻的、刚踏入社会的女孩子带着好奇心和探索心进入外卖行业，当然她们的人数并不多。在过去的几年间，平台经济的扩张和女性劳动者之间既彼此吸引，又充满矛盾。概括来说，本章对于女骑手的研究与分析主要源于以下两点思考：

首先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问题。全球化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女性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阐明了一种现状，即在二战以后，女性不断地走上工作岗位，但既有的结构性不平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使她们同时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简单来说，父权制的压迫主要来自家庭领域，而资本主义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市场领域。这样的分析极具洞见，从宏观的性别与社会层面的交织来看，近代以来，家庭和市场两个场域中的性别关系的确通过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得以展开。

说回到送外卖的女性，她们不是媒体经常讨论的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精英中产女性。相反，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农村、乡镇，日常生活以家务劳动、照料丈夫和孩子、干农活为主。从性别内部的差序格局来看，她们属于弱势、底层和边缘人群。作为从农村传统家庭成长和走出来的女性，她们继承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认知，默认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照料和家务劳动；在平台劳动中，她们是规则遵循者的典范，兢兢业业，愿意配合。对于这样一群女性来说，家庭的责任与重担并没有因为她们加入骑手行列而消失，这意味着她们不得不面临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拉扯，并在这种拉扯之中寻找解决之策。

其次是性别规范的规训和询唤。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消解性别》一书中讲到了性别规范（gender norm），并向传统利用男女生理差异来界定性别差异的分析框架提出挑战。她认为，性别规范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关于性别设定的常态机制。性别规范本身带有强烈的边界性和规范性，它通过形成一种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来规范个体的性别行为。当人被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后，社会上便形成了基于男性和女性差异化的性别规矩，任何逾越此种性别规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许多性少数人群因此受到歧视甚至敌视。为了成为 “正常的人”，每个人都戴着一个性别的 “箍”，通过不断引证、确认自己的行为符合既有性别标准来强化此种规训。

外卖场域同样存在性别规范。它通常是以男性气质为主导的，排斥女性气质，也排斥女性的加入。一旦有女性想要从事这份工作，她们便会遭遇矛盾的、多层次的性别规范选择问题。对于女骑手来说，女性的性别规范和男性气质的劳动规范同时约束着她们。这些规范有的明确，有的模糊，却决定着女骑手能否在外卖劳动中博得一席之地。

作为奔走于家庭生活和市场生产两个场域之间的劳动者，女骑手如何认知、建立和平衡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当两个场域中的性别规范同时约束着她们时，她们如何处理其中的冲突和矛盾，又如何展现自我的性别话语？外卖的平台就业丰富了性别劳动议题的研究场景，也使性别劳动议题的相关阐释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平台经济所带动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型，也是对社会关系、性别关系的重塑与重构。女骑手在送单劳动中的性别化实践，是贯穿其生命历程和性别化生存的动态过程，体现了中国广大的底层女性劳动者对于日益崛起的零工经济的青睐。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赋权了底层女性劳动者，使她们可以有一份不甚稳定但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但女骑手的送单劳动过程也充满了身份与自我认知的焦虑，她们在 “传统女性” 和作为 “勇敢骑手” 之间徘徊，很多时候不得不呈现出跳跃、挣扎、多变的身份展演。我把这样的性别身份建构看作一种生存策略，它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在我看来有些苛刻，但是这样的策略对于女骑手而言又十分有效，它能够使进入外卖行业的女性有效地适应家庭与市场的双重需求，也能够使其在对女性不那么友好的外卖劳动中努力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