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9日,一封带着15位院士签名的“紧急呼吁”,从中国科学院递往国务院。牵头的是在稀土领域钻研大半辈子的徐光宪,身旁还有师昌绪——这位从河北徐水走出的金属材料学家,身兼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等诸多头衔,在科研界声望卓著。他们在信中发出的呼喊,如重锤砸在纸上:“必须保护白云鄂博矿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与包头遭受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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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中国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钍资源列世界第二,但内蒙古包头的白云鄂博主矿、东矿,作为铁矿已开采近半。更令人揪心的是,稀土利用率不足10%,钍的利用率为0。钍是未来核能技术的关键元素,可当时,它携带的放射性正悄然向黄河水域、包头城区扩散。
徐光宪们心急如焚:稀土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元素”,没了稀土,高端制造将被卡脖子;钍若被浪费且污染环境,未来核能之路岂不自断?他们在呼吁中明确建议:限制主矿、东矿开采量,用尾矿坝提取稀土以提高回收率,国家应将钍作为战略能源储备。
这封饱含科学家焦虑与责任感的信,很快送到温家宝总理案头。总理迅速批示,为这场资源保卫战按下“启动键”。但徐光宪清楚,事情远未结束,稀土与钍的命运,仍需更细致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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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再次致信总理,专门谈及钍的回收。他在信中补充了关键信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为白云鄂博矿中钍的分离与回收,已埋头研究十余年,技术早已成熟并通过专家鉴定;包钢运用这套新工艺,成功生产出二吨草酸钍,工艺设备也一应俱全。可现实是,因钍无市场、无人收购,如此成熟的技术竟被迫停滞。“不提取钍,包头等地的环境,将长期背负放射性污染的包袱!”徐光宪在信中的急切,几乎要从字里行间溢出。
紧接着,他给出解决方案:将分离提取钍算作稀土生产的“环境保护成本”,通过适度提高稀土精矿价格来补偿。同时,他提出“保护性开发东主矿”的构想,希望能有“逐年减少东矿开采量、增加西矿开采量”的时间表;甚至对稀土分离工业的生产调控、单一高纯稀土的价格问题,也逐一剖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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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递上仅7天,6月26日,温家宝总理再次批示。很快,国土资源部下令限制稀土产量。消息传至国际市场,稀土价格如被点燃的火箭,直接翻了数倍。此前中国稀土被廉价出口、白白流失的巨大损失,瞬间得以挽回。这背后,是徐光宪们用专业与坚持,为国家资源上了一道“安全阀”。
而钍,这个当时看似“没价值”的资源,在科学家视野里,始终是未来核能的“种子选手”。钍基熔盐堆这种被视为更安全、更高效的未来核能技术,核心原料就是钍。徐光宪们当时的坚持,不仅保住了当下的稀土,更给中国未来的能源布局悄悄埋下伏笔——他们知道,今日对钍的回收与储备,是为明天的能源安全提前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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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转,当年埋下的“钍种子”,在新一代科研人手中悄然发芽。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洪杰,接过了探索钍基核能的接力棒。他带领团队沿着徐光宪等前辈“储备钍资源、探索核能未来”的思路,持续攻坚钍基熔盐堆技术。
钍基熔盐堆的优势愈发清晰:它以液态熔盐为冷却剂,即便运行温度高达数百摄氏度,也不会像传统反应堆那样存在爆炸风险;放射性物质能被熔盐高效封存,泄漏隐患大幅降低。更关键的是,钍的地球储量比铀丰富得多,且燃料利用率能达到铀的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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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座钍基熔盐实验堆,已在甘肃某基地成功实现稳定运行,多项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意味着,徐光宪们当年守护的钍资源,正从“战略储备库”大步迈向“能源生产线”。
对普通百姓而言,这更是触手可及的福音:未来,依托充足且易利用的钍资源,核能发电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
从徐光宪联名上书保护钍资源,到徐洪杰团队攻坚钍基核能技术,科研人的接力从未停止。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座矿山、一项技术,更是国家未来的能源底气,以及无数普通人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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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看白云鄂博的矿山,那些曾可能被随意开采的稀土、差点污染一方水土的钍,因一群科学家的坚持,有了全新命运:稀土不再以“白菜价”出口,国家牢牢握住资源主动权;钍的回收技术被重新重视,为未来核能探索保留希望。而徐光宪们身上“国家需要什么就钻研什么,未来担忧什么就解决什么”的科研精神,至今仍照亮后来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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