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编制膨胀：从12人到100人，时代变了乡镇变了，初心还在吗？

大城市考公热能理解，可如今乡镇考公也挤破头。

以前公社时代，12个人管一万人，如今乡镇公职人员上百号人，可老百姓办事没觉得轻松。

这是怎么回事？

我老家堂屋里，至今还挂着那张黑白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都卷了起来。

照片上的爷爷以前是公社副书记，那会管着上万人的吃喝拉撒，忙得团团转。

老爷子在世时，总爱坐在院里那把藤椅上，眯着眼睛回忆往事。

“那会儿，咱们公社满打满算就十二个人。”他掰着手指头，“早上在田埂上开个会，下午就得去找老乡家丢的牛，晚上还要劝打架的夫妻。有一回，老王家媳妇闹脾气跑了，全公社的人打着手电筒满山找。”

如今，我表哥是那个镇的副镇长。他的办公室在三楼，手下管着七个科室，整个镇公职人员一百多号人。

去年我去找他，他正对着电脑批文件，手边堆着半米高的材料。

“人多了，事反而更忙了。”他苦笑着给我看日程表，“今天三个会，明天迎检，后天还要搞乡村振兴调研。”

同样是忙，可忙的内容，早已是天差地别。

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真是“草台班子”。

妇女主任一边奶孩子一边劝和打架的夫妻；公安特派员整天忙着抓偷鸡贼；书记不仅要管公章，还得带头下地挣工分。

我爷爷说过一个细节：那时干部吃饭，窝头就咸菜疙瘩是常事——一边批文件一边啃干粮，忙得头都抬不起来。

全公社唯一一辆自行车，谁有急事谁骑。

现在呢？那个镇光党政办就有二十多人，还有财政所、综治办、乡村振兴办……办公楼气派明亮，每人一台电脑。

去年还招了五个985毕业的年轻人。

但老乡们私下嘀咕：“过去推开门就能找到书记，现在得先预约。”

“办个事要跑好几趟，这个说找那个，那个说不在。”

这样的牢骚话，我在老家没少听见。可话说回来，这事儿真不能全怪干部。

这事得掰开看。

过去12个人能运转，因为任务简单——抓生产、收公粮、调解纠纷。

现在一个镇要管的事复杂多了：招商引资、环境保护、疫情防控、网络建设、文旅开发……

表哥给我算过：仅乡村振兴一项，就要做产业规划、项目审批、资金监管、电商助农，“这些活，放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但问题出在哪？出在有些人把“坐办公室”当成了终点。

我们村的老张去年办养殖补贴，跑了四趟。

“第一次说缺个表，第二次负责人下乡了，第三次系统故障，第四次又说要等领导签字。”他蹲在镇政府门口抽烟，“过去王书记在的时候，直接扛着锄头来我家现场就办了。”

不过话说回来，事情也得分两头看。现在镇里，也真有把心扑在乡亲们身上的年轻人。

镇里新来的小姑娘小陈，人民大学毕业。我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就想为老家做点事。”

她真做到了。去年帮村民直播卖山货，一场卖出二十万。天天往村里跑，晒得黝黑。老乡们开始不信她，现在都叫她“山货闺女”。

但也有另一些年轻人——把公务员当“铁饭碗”，每天掐点下班，材料能拖就拖。

有个小伙子公开说：“考进来就为稳定，不然谁回这小地方？”

我表哥说得实在：“关键不在人多少，而在心在哪。有心，一百个人能干出两百人的活；没心，十二个人也能互相推诿。”

说到底，评判干部和工作，最终要看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说实话，谁真想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我爷爷常说：“现在多好，机械种地，手机办事，我们那会儿想都不敢想。”

但老百姓期待的是：人多了，服务应该更好，而不是更麻烦。

为什么同样编制膨胀，有的镇被评为“示范镇”，有的却被群众吐槽？区别就在于是真服务，还是假把式。

浙江某个镇把一百多个干部“赶”到村里——每人包干一个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群众有事直接微信语音，十分钟内回复。他们编制没减少，群众满意度却飙升。

相反，某些地方把“规范”变成了“繁琐”——电子报表反复填，会议一个接一个，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法子可以变，初心不能丢。

看着我爷爷那张发黄的照片，再看表哥办公室的监控大屏，我突然懂了——从12到100，是时代进步的必然。

机械替代了镰刀，网络替代了腿脚，这是好事。

但无论编制怎么变，办公手段怎么新，

核心不能变：当干部的，眼睛得亮，得看得见街坊邻居的难处，冷了热了，缺了啥，短了啥，都得往心里去。

现在的年轻干部不需要会插秧割麦，但得会直播助农；

不需要上山找牛，但得懂产业规划；

不需要窝头蘸墨汁，但要能在群众需要时，第一时间站出来。

编制膨胀不可怕，可怕的是初心萎缩。

只要每个走进镇政府的人，都记得“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分量，

别说一百人，就是两百人，老百姓也会竖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