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博：晚商时期王权强化的进路——以小臣身份变化为中心

作者：黄博

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6期

摘 要：小臣是晚商王朝中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自武丁至帝辛时期，小臣从商王内侍逐渐演变为商王信任、倚重的官员，帝辛时期，部分小臣甚至拥有建族立邑的资格，性质接近诸侯。小臣的晋升反映晚商以来王权的扩张与强化。商末对小臣的授封，是王朝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王由此实现对族权的压制、对地方边域的垂直管理，王权在商末达到顶峰。关键词：小臣商代王权央地关系大一统

王权产生和演进是早期政治文明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王权逐渐强化是商周时期政治建构的主轴，体现早期国家治理模式的底层逻辑。殷墟甲骨文及相关文献表明，晚商时期正处于王权演进的关键时刻。王权逐渐摆脱族权、神权束缚，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是商王朝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还深刻塑造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小臣作为商王朝身份特殊的群体，在晚商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本为侍从的小臣有资格参与王朝政务，甚至是军国大事。学界已经注意到晚商以来小臣的身份变迁，但往往忽视王权的作用；对小臣性质的认识还存在分歧，未能注意到其身份转换隐含的意义。

小臣身份变迁是考察晚商王权演进的重要视角。利用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进行历时性分析，厘清不同阶段小臣的性质、职能，进而将其置于王权强化的动态进程中考察，能够得出一些新知。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其次分别讨论武丁及商末诸王对小臣的任用方式，重点揭示帝辛时期部分小臣具备的诸侯性质；最后借助小臣的擢升，分析晚商王权演进脉络与突出特征，探讨商末统治方式的变化及商王政策的调整。

一、小臣的性质、职能与身份

小臣的性质、职能及其与商王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臣”是一种地位低下的奴隶，甲骨刻辞中有“逸臣”（《合集》633）、“臣得”（《缀三》691）、“臣㚔”（《醉古》23）之语，表明“臣”存在逃亡后被抓捕的情况。王贵民认为，王室“臣”来源之一是从各地征取，甲骨文中有“取臣”、“以臣”等记录，如“取子商臣”（《合集》640），“呼取臣二十”（《缀汇》258），“弗其以王臣”（《合集》5567）等。“子商臣”、“
臣”、“王臣”等表明，包括王室在内的各大族拥有“家臣”，服事于所在族的上层成员，也说明“臣”的性质并非王朝职官而是普遍存在于各贵族中的一类群体。另外，“臣”可以作为赏赐品，由商王赐给子族：

“丁（嫡）畀子
臣”是占卜者客观描述商王武丁要交予子“臣”，“畀”有付与含义，“臣”即关押在监狱之“臣”，“”字形像被执之人在囹圄状，说明“臣”的地位十分低微。丁（嫡）曰“余其肇子臣”，是商王的语令，他要“肇”子臣，“肇”有致送义。原本关押在监狱的臣被商王赐给花东族长“子”，表明臣作为一种财富资源，可由商王支配。

臣似乎与其所在族的上层成员不存在血缘关系。就商王室而言，臣的来源之一是从他族征取。杨希枚提出，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墓中殉葬的头骨，代表“非同种系的人群”，殉葬的头骨主体可能就包括生前侍奉王族的“臣”。小臣是臣中身份更高的群体，王室的小臣深受宠信：

“辟”应读为“嬖”，训为宠幸，“小臣辟王”是说小臣受到商王宠幸。王室小臣可以像“妇某”、“子某”一样作为贡纳甲骨的转置者（《合集》5574、5579反），花东刻辞中小臣与“亚奠”、“妇好”共同作为选贞对象（《花东》28），说明小臣身份不低。武丁时期还有贞问小臣生育分娩的内容（《合集》14037、585），可知小臣中包含女性，被贞问生育事宜的女性对象常见“妇某”，如妇好（《合集》13947正、14054等）、妇妌（《合集》181、14007等），多数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亦见“子某”，如子
（《合集》14032正）、子目（《合集》14034正）、子媚（《醉古》157），此类“子某”可能是王族中与商王具有血缘关系的女性成员。另外还有子商妾（《合集》14036），应即贵族首领子商的配偶。由此观之，女性小臣很可能是王室男性成员的侍妾，《史记·殷本纪》谓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辞（2）所谓“小臣辟王”，“小臣”或许也是女性。“小臣”也用于对王室祖先的祭祀：

两辞是说用“甗”的方式向“妇”祭祀30位“小臣”和30位“小妾”，表明“小臣”、“小妾”应是受宠的侍从，后世典籍中秦国殉人的记录可以说明。《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战国策·秦策二》：“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不论是官员还是受宠的臣仆，与王室死者的亲密关系可能导致他们成为殉葬者。

小臣是臣仆中受宠信的一类特殊群体，作为商王及王室成员的侍从，晚商时期的小臣已涉及王室事务，如征取、贡纳物资与占卜祭祀等。下面略举材料说明：

辞（5）说商王呼令小臣征取“
”地之鸟；小臣石簋残器作为商王祭器，记载小臣向商王进献所擒牺牲作成的肉肴。何类刻辞中亦有小臣参与贞卜的记录：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缀汇》908与《合集》27876、32663，“小臣某立”均位于末尾，在占卜月份之后，与贞问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可视作特殊的记事刻辞。“小臣某立”之“立”应从饶宗颐说法，读为“莅”，小臣即所谓“莅卜者”，参与到占卜环节，地位可能高于卜人。

甲骨文还显示，商王外出时小臣要陪同。武丁时期记录商王“车祸”的著名骨版刻辞（《合集》10405正），武丁车覆就是小臣出的车轴断裂致使马倾斜。黄类刻辞中，商王在贞问匹配驾车的马匹时亦有“小臣
鼄”之语（《合集》36417+8359），蒋玉斌将“鼄”读为“驺”，“小臣鼄（驺）”意即小臣作御者为商王驾马，说明商王在外出田猎或游玩时，小臣须侍奉左右。表现出色的小臣能得到商王赏赐：

辞（8）记载商王将曾经使用、把玩过的牛距骨赏赐给小臣
，小臣刻辞以资纪念；小臣瓒铭记载商王将祼礼使用的玉瓒赐给小臣，两位小臣获赐商王使用过的物品，体现商王对其宠信。前举小臣石簋铭文中小臣向商王进献肉肴，或许就是辞（10）小臣受赐的原因。

张永山认为，小臣的来源之一是“商王国境内某地或某族之人入朝为小臣”。王进锋比对“小臣某”与国族名的情况，如武丁时期的小臣
（《合集》5571反等）与族、小臣

方（《合集》27997等），以及字体同属无名类的小臣
（《合集》27889）、方（《合集》27992等），说明一些小臣确实源自其他国族。其他国族也拥有隶属于本族的小臣，陈梦家很早提出，商代小臣有一类“是多方的小臣，记其来王来觐等等”。

商末一些玉器上刻有小臣某“觐”、“见”、“谒”之语，略举数例：

连劭名将小臣
玉瑗、玉戚文字中的“”读为“谒”。小臣觐见、拜谒王的记录往往见于玉璋、玉琮、玉瑗等上，连劭名、吴雪飞认为，此类玉器就是礼书中所谓的“贽”，是小臣觐见商王时所持，“在朝觐之礼中，商王之权威得以凸显”。小臣前已两见，分别记录其向商王进献肉肴和受赐的情况，或许觐礼本身就包含小臣贡纳和商王回赐。觐见、拜谒商王的小臣隶属于其他国族，受命前往中央王朝。

就商王室而言，小臣的主要职能是侍奉商王，受宠的小臣有机会涉足商王私人事务和王室内部事务。以族为基本单位的商代社会，商王政令主要由大族族长负责贯彻执行，武丁时期仍是如此。作为侍从、臣仆的小臣原则上并不属于商王朝官员，不过，由于商王的宠信和需要，武丁时期的小臣已登上政治舞台。

二、临事职官：武丁对小臣的任用

晚商以来，随着王权不断强化，商王开始任用小臣参与政事。商王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任用策略，武丁时期的小臣有一类特殊称谓“小+事务+臣”，表明小臣参与管理某类事务：

小耤臣、小众人臣、小百
臣负责管理耤田、刈获等农事。宾类刻辞中还有“叀小臣令众潻，一月”（《合集》12），该辞的小臣等同于小众人臣，呼令众人耕种。一般而言，只有商王有权呼令众人进行农业生产等事宜（《拼集》133），可见小众人臣临时获得商王赋予的权力。

关于“令
小耤臣”、“叀呼小众人臣”的理解，于省吾、张永山、裘锡圭均认为，“”是小耤臣之名。裘锡圭主张，“叀呼小众人臣”“大概就是让以小耤臣的身份召集小众人臣带领所辖众人去从事耕耤劳动的意思”。不过卜辞中“”不具备小臣身份，作为武丁时期的重要官员，他并不是商王近侍。小耤臣与小众人臣当属同级别，小耤臣似乎没有资格呼令小众人臣，如果联系下面提到的“叀彗呼小多马羌臣”，“彗”同样不具有小臣身份。“令小耤臣”应理解为“令呼小耤臣”，辞（2）是说商王于己亥日呼令，让其呼令小耤臣准备耕耤事宜，商王准备第二天庚子日“观耤”。小耤臣与小众人臣一样，属于临事性质的官员，因此二者才有资格成为“”的下属，接受其呼令。

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十一月王大令众人
田（《拼集》133），动员众人开启新一轮农业生产；十二月设立小耤臣，负责管理耕田事宜，且王亲自前往视察（《缀汇》204）；一月设立小众人臣（《合集》12），负责管理众人播种“潻”；收获时还会设立小百臣，负责管理农业区的刈获事宜。小耤臣、小众人臣、小百臣等都是商王为了处理农事设立的临事职官，农业生产事关生存，商王需派宠信的小臣参与管理。小耤臣、小众人臣等作为官员，要接受执事贵族（如）的呼令与差遣。他们应该不会亲自参与耕种、刈获，而是作为王的代表，起到类似“监工”的作用。

此外还有“小多马羌臣”：

“小多马羌臣”亦见于《殷遗》188，是商王派去视察多马羌情况的临事官员，由商王身边的小臣担任。“叀彗呼”的表述与
呼令“小耤臣”、“小众人臣”一致，“小多马羌臣”也要接受贵族族长“彗”的呼令。“彗”族与多马亚关系密切：

、冓、作为多马亚的三支，多马羌很可能由其统率。辞（6）表明多马亚视察粮仓时，到达“侯”之处，又要前往川、侯两地；辞（7）的“冓从彗”说明多马亚“冓”跟从“彗”，可能也在执行视察粮仓的任务。“叀彗呼小多马羌臣”或许与此事有关，“冓”作为多马亚统率多马羌，小多马羌臣受武丁指派，联合“冓”管理多马羌，跟从“彗”视察粮仓。小多马羌臣要接受“彗”的呼令，作为王的代表，起到类似“监军”的作用。

除农业和军事事务中的“小某臣”外，还有“小丘臣”（《合集》5602）、“小夙臣”（《合集》21386）。于省吾认为，“小丘臣”是主管丘居的小臣。“小夙臣”所在辞残，含义不明，或许与祭祀事务有关。

汪宁生很早提出，武丁时代的“小某臣”“均非政权机构中正式职位，是代王处理事务或为王服务的工作”。武丁时期的小众人臣、小耤臣、小多马羌臣等“小某臣”，性质属于针对特定事务设立的“临事官员”，从此类官员的设立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商王武丁有意识扩大自身权力，任命亲信、侍从参与王朝政事。本为奴隶的小臣脱离原有宗族组织，与执事贵族间不存在血缘或其他联系，唯商王是从，是商王任用他们的主要原因。小臣一旦成为“小某臣”，便被临时纳入王朝行政系统，拥有呼令他人的权力，与商王的关系从“主仆”演变为“君臣”，成为处理王朝事务的官员。“小某臣”直接对商王负责，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族权，避免贵族在行事中违背商王旨意，起到监督作用。商王任用“小某臣”以管理农事为主，小多马羌臣也与视察粮仓的任务有关，商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武丁时期族权依旧强大。“小某臣”虽掌握一定权力可呼令他人，但要服从执事贵族的领导。“叀
呼小众人臣”、“叀彗呼小多马羌臣”表明小众人臣、小多马羌臣成为官员后，要听从、彗等贵族族长的呼令。从武丁时期“小某臣”的地位和出现频率看，其参与政事的程度有限，王朝政务主要还是由、雀、

、师般等大族先后承担。他们执掌或参与包括军事、祭祀、征取、贡纳、役使在内的诸多事务，拥有自己的领地和族众，掌握一定财富，率领军队对外征战，在王朝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小某臣”非固定职官，一旦负责的事务结束，“小某臣”重新成为小臣，退出行政系统，再次成为商王的私属、侍从。就负责农事的“小某臣”而言，其设立是针对耕种、耤田等，农事结束，就没有必要存在。族权一定程度上制约武丁，受宠信的小臣还不能够成为固定官员或执事者。

武丁时期还有一类称谓“某小臣”：

杨升南认为，“卤小臣”地位显赫，可能专职主管商王朝盐卤之事。辞（8）表明他已拥有固定的领地（邑），不再像其他小臣那样服侍于商王左右。“
小臣”的含义不明，“”字所从之“”，像藤条植物缠束之形，其职掌或许与此有关。所谓“必卒”，裘锡圭将“必”读为当“戒敕”之义的“毖”，“卒”为国族名，“小臣”与“射”选贞，接受贵族何、的呼令，前去戒敕镇抚“卒”族，似乎说明“小臣”距离中央王朝较远。武丁时期之后的无名类、何类刻辞中还有“马小臣”（《合集》27881、27882），其职掌应与军事有关。从“卤小臣”、“小臣”的职掌及活动区域看，“某小臣”很可能由武丁派遣至地方，担任固定职官，负责特定事务。不过此时小臣转化为固定职官的倾向还不明显，只能视作武丁的初步尝试。随着王权不断强化，小臣任职的现象不断出现，商末一些小臣甚至被王授封边域，性质接近诸侯。

三、建族立邑：商末诸王对小臣的重用

商末的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表明，小臣参与王朝政事的程度逐渐提高，甚至可以领兵作战，性质上不再属于临事职官。部分小臣被商王封为侯、亚，拥有建族立邑资格，成为商王依仗的重要力量，下面结合相关材料深入探讨。

无名类、何类刻辞显示，商王开始派遣小臣对外征战：

两辞同卜一事，时代在康丁、武乙之际。两辞贞问小臣侃能否胜任翦灭敌方的任务，让王满意。可对比武丁时期类似表述：

“敖”是武丁时期与商敌对的方国。康丁、武乙时期的小臣侃能够像武丁时期的贵族“雀”一样，承担对外征伐任务，表明商王赋予小臣更大权力。同样见于无名类刻辞的小臣
，曾被派往“”地配合执行军事任务（《合集》27885正）。见于无名类、黄类刻辞的小臣牆，与小臣、献侯成为商王考虑派遣作战的人选（《缀汇》623、《合集》27887），最终被商王委派至边境参战，报告敌情。

辞（4）的“封”字从李学勤释。“封”应理解为疆界，甲骨刻辞有“南封方”（《合集》20576）、“三封方”（《合集》36530）、“四封方”（《合集》36528反），“封方”即位于商边界的方国。“牆至封”表明小臣牆被商王派至边域，执行军事任务。辞（5）可能是说小臣牆报告敌情，从最终结果看，小臣牆取胜，俘获大量战利品。

李学勤认为，此版甲骨在分期上属于黄组中时代偏早的一类，小臣牆的时代大概在武乙、文丁之际。小臣牆所“比伐”即配合的对象，可能是侯、伯一类的人物，从战役结果看，擒获、斩杀敌方人数较多，战车、盾牌、矢函等战利品丰厚，说明小臣牆具备相当的武装力量。

康丁、武乙时期之后，小臣数次作为商王贞问的参战人选，参与对外战争，积累大量军事经验与政治资本。与武丁时期仅任命小臣担任临事职官不同，康丁之后，商王对小臣委以重任，令其投身军国大事，小臣在此过程中壮大势力。帝辛又通过赐封小臣于边域，尝试实现中央王朝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改变以往松散的央地关系。下文的三个例子，表明小臣拥有建族立邑的资格，成为边域负责军事防御的侯、亚，具备诸侯性质。

（一）小臣酌—亚酌

先看涉及“小臣酌”与“亚酌”的材料：

“酌”旧多释为“醜”，董珊改释为“酌”。从黄类刻辞看，“酌”的身份是小臣，关于“作圉……于东对”一语，李学勤、董珊解释为卜问小臣酌在东土建立疆垂之事；宋镇豪将“对”读为“垂”，将该辞理解为“在政治疆域范围的东部封疆画界”，均可从。“作圉……于东对”针对的是东土夷方，面对夷方的出击，商王派“酌”前往“
”地：

李学勤认为，从内容上看《合集》37852与36824为同版，该辞大意是说帝辛九祀的二月乙亥，商王贞问夷方会不会大规模来犯，“酌”是迅速至于“
”地，还是迟至于“”地对商有利，“”有“迅速”含义。“”地是商王征伐、对抗夷方的重要地点，设有侯，侯喜是此地首领（《合集》36484、《合补》1232）。商王命小臣酌前往“”地，联合侯喜抵御夷方。

考古发现表明，“酌”还具备“亚”的身份。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发现大量“亚酌”铜器，该墓时代在商末，与黄类刻辞时代相合。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看，符合商文化高等级墓葬特征，尤其是规模最大的M1，是目前商王畿外发现的唯一四墓道大墓，墓主地位仅次于商王室成员，其随葬品中出现铜钺等兵器，表明墓主生前掌握军权，应是该处军事据点的首领。苏埠屯一带应是“亚酌”族的居地，地理位置位于安阳以东，结合“酌”具备“亚”的身份可知，商王委派“酌”承担东土的军事任务，性质接近于侯、伯，“酌”拥有自己的分族。

小臣酌并非“亚酌”族中在朝为官的小臣，恰恰相反，“亚酌”一族源于小臣酌。李学勤以寝鱼爵为例（《集成》9101），认为该器盖铭的“亚鱼”族即源于私名为“鱼”的寝官，“亚酌”得氏于小臣酌。董珊提出此现象即“以人为氏”，用祖先或创始者的名号命名该族。商王委派小臣酌在东部边陲建立军事据点抵御东夷，因此得氏建族，成为“亚酌”，为商王履行军事义务，面对夷方出动，前往“
”地联合侯喜进行防御。

（二）小臣俞—亚俞—在林田俞

商末金文显示，“俞”最初身份也是小臣：

小臣俞跟随商王视察“夒”地时，获赐“夒”地之贝，时间在帝辛十五年。小臣俞也拥有自己的族氏，商末金文出现“亚俞”一族。另外“俞”族还承担“田”的身份：

“林”是“俞”在担任“田”身份时驻扎的地点，“田”本是职官，商末逐渐转化为诸侯。关于“在林田俞
”，裘锡圭认为，“在林田”是驻在林地之“田”，“俞”是其氏和名，又引胡平生意见，主张“林”与“在林田俞”是一个人。广濑熏雄提出，“在林田俞”之“”作动词，有进献含义。“林”之“”也应是进献类含义的动词，仅用“林”代指其身份，形式与铭（2）的“林，亚俞”一致。

李学勤认为，“在林田俞”即小臣俞尊的“小臣俞”，“林”应是“亚俞”一族的成员，或许就是“林田”的省称。“林”地原本可能是邻近夷方的“林方”，“林方”见于黄类刻辞，曾是被商王征伐的方国。

辞（5）同版其他信息提示征伐“林方”的时间在帝辛十祀末，驻扎地点“
”邻近“林方”，“林方”后被攻克，成为商之“林”地。“”又是帝辛征伐夷方的驻扎地之一（《缀汇》686），小臣俞尊出土于山东济宁梁山县，位于商之东土，同样邻近夷方。小臣俞于帝辛十五祀受赐贝，标志其获得族氏及封地，成为“亚俞”，受商王之命驻扎于“林”地，担任“田”，在“林”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承担一定的军事任务。“亚俞”族既要稳定“林”地局势，又要抵御夷方。

（三）小臣

—亚

侯—箙

小臣
的身份变化更为复杂：

辞（1）“小臣”前一字模糊不识，辞中有职官“作册”，很可能记录帝辛对小臣
的册封。小臣鼎时代属商末，与上举黄类刻辞时代相同。小臣鼎记载商王赐给小臣“湡”地五年的禾稼，“湡”地亦见于甲骨文，是商王征伐“二封方”及“方”的驻扎地：

小臣
被商王任命为“”地之侯：

”地设侯表明该地地处边域，是军事防御据点。“”在甲骨文中作祭祀动词，辞（4）大意是说王至

处施行“
”的祭祀活动。辞（5）“又老”可能读为“㞢考”，“㞢”作代词，如此则

可能是小臣
之父，

的身份本就是小臣，成为“侯”之后，仍需安排家族成员（子辈）履行小臣职责。李学勤认为“小臣
”就是“

”。辞（1）的“王其□小臣
，叀作册商……”可能是说商王在作册协助下册封小臣，结合小臣鼎的铭文，可知小臣被册封为侯，商王赐予他“湡”地五年的粮食收成。据辞（4）、辞（5），王后来又在“”地举行祭祀活动，贞卜侯之事。商王册封小臣

侯，令其驻扎于“
”地，守卫边土；小臣则派其子履行中央王朝赋予的义务。

商周之际还有不少包含“

侯亚

亚”铭文的铜器，出土地点比较分散，在山东、辽宁、北京、陕西、湖北等地均有发现，应是“员/员侯”一族不同分支迁徙、繁衍的结果。“员/员侯”可能是“
”族的分支。小臣被商王册封为侯，与辞（3）“二封方”、“方”的侵犯有关，该辞提到“湡”地，与小臣鼎记载相合，说明“湡”、“”二地不远。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克罍（《铭图》13831）铭谓“令克侯于匽（燕），羌、狸、、雩、驭、髟”，方国名中的“”即辞（3）的“方”。成套的“

侯亚”器出土于北京、辽宁等地（《集成》2035、2374、2702等），加之有关铭文记载其与匽（燕）侯关系密切，“

侯”在殷周之际已活动于北方燕地，负责防御东北部方国侵扰。

新材料显示，“
”还有其他身份。2022年公布的殷墟邵家棚遗址出土的青铜觥盖铭文作：

“箙
”出现在殷墟的觥盖铭文中。刘源认为，该觥盖的时代在帝辛之世，“箙”作为“”的官名，或是管理“多箙”的长官。陈梦家将之归为“武官”。晚商末期器铭有“王赐箙亚奚贝”（《集成》9102），“箙亚”应是“亚”族中担任“箙”的职官，“亚”、“箙”身份都与军事有关。结合“箙亚”的称谓考虑，“箙”可能是“亚”族中担任“箙”官的分支；从铭文看，“箙”拥有“赐贝”的权力。

“亚酌”铜器所在的苏埠屯大墓和小臣俞尊的出土地济宁梁山县，均位于商的东土边域，

驻扎的地点很可能在东北边境。商末甲骨文、金文中有不少征伐夷方的记录，“亚酌”、“亚俞”主要面对的就是夷方，

面对以
方为代表的位于商东北部的敌对势力。小臣酌、小臣俞、小臣的授封，首要任务是负责边域的军事防御。

学界以往多认为小臣酌、小臣俞、小臣
分别来自“亚酌”、“亚俞”、侯等族，由地方选派至中央王朝担任小臣一职，并利用来自族的小臣、来自方的小臣作旁证。此观点将商末小臣与所在族的关系本末倒置，“亚酌”、“亚俞”的得氏源于帝辛对小臣酌、小臣俞的授封，小臣亦被封为

，董珊已说明这是“以人为氏”的现象。根据本节的梳理，从时间先后及事情进展上看，同样支持该结论。“亚酌”、“亚俞”及
侯是商末出现的新兴势力，小臣酌在东土设立边境线，小臣俞在王征伐夷方归途中获赐，小臣受赐“湡”地五年的禾稼，受封建族是合理的发展趋势。

四、小臣地位的上升与晚商王权的强化

小臣本是商王室的侍从，并无参政资格。武丁时期，商王任用受宠小臣担任临事职官，即甲骨文中所谓“小+事类+臣”，临时负责某类特定事务，同时接受执事贵族的呼令。康丁之后，商王开始派遣小臣参与对外战争，小臣的活动范围及职权逐渐扩大。帝辛时期，小臣被派驻于边域，获得建族立邑的资格，受封为侯、亚，性质接近诸侯。商末，小臣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逸周书·世俘》载“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从俘获战果看，侯、小臣相提并论。《尚书·君奭》载“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小臣同样与侯、甸并举。商末小臣与侯一样，拥有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小臣地位和实力的上升，根源于商王赋予的权力，反映晚商自武丁时期以来王权扩张、强化与集中。

首先，商王主导王朝政务，建立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晚商时期商王有意识地任用亲信、侍从参与政事，且程度不断加深。武丁时期小臣还只是临事职官，商末小臣则拥有建族资格，与贵族、诸侯平起平坐。帝辛凭己意进行人事任命，除小臣外，作为内侍的“寝”也建立了族：

寝鱼爵器铭记载商王赏赐寝鱼贝，盖铭作“亚鱼”。李学勤认为，“亚鱼”族源于“寝鱼”，即所谓“以人为氏”。此次赐贝活动可能与寝鱼的身份转变有关。寝官“鱼”建立新族，成为“亚鱼”，亚鱼鼎铭中王赐贝于亚鱼（《铭图》2201）。另外商末还出现族名“犬鱼”，戍
鼎（《集成》2708）记载“戍”为“犬鱼”一族成员，“犬鱼”应是“鱼”族中担任犬官的分支，分族成员又可担任职官“戍”，得氏于“寝鱼”的鱼族已充分参与政事。商王重用小臣等内侍类官员，实质上是王权的延伸。学者提出宗法制度肇始于晚商，商王既是国君，又是王族大宗，商王对其亲信侍从采用“仿族组织”的方式，与其建立拟（假）血缘关系，以得到族氏认同。某种意义上说，商王就是小臣的“大宗”，建族后的小臣即成为“小宗”，王权通过此种特殊“宗法关系”深化对小臣的掌控。

商王赐封小臣等建立新族，以限制传统贵族权力。以族为基本单位的商代社会，传统贵族势力强大且根深蒂固。商末小臣等新兴贵族崛起，势必影响原有政治格局，削弱旧贵族在王朝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商王尝试对以往负责多种事务的传统贵族进行分工，借助“专职化”削弱旧族势力。武丁时期以来，贵族官无定职的情况在商末得到改善，部分世袭贵族身份渐趋固定，职权范围收缩。如武丁时期一度权倾朝野的
族，在武乙、文丁之际只担任地方上的牧官、犬官（《合集》35345、27925）。又如族，作为武丁时期抵御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合集》6078），无名类刻辞显示其只担任犬官（《合集》27909等）。商末诸王通过职务专业化、固定化等举措，控制、分化传统贵族权力。帝辛时期，王权对族权已然形成压制。

其次，商王加强对边域的控制，探索边域治理新模式。商朝建立以来，商王朝的央地关系比较松散，内外服之间的连接并不稳固。商王在外服设立侯、伯一类的军事长官防御边境，同时为中央王朝履行一定的经济义务。朱凤瀚认为，“伯”是非商族的异族首领，服属于商；“侯”作为职官虽由商王任命，但多数也是居住在边域的土著族，服属于商后，被任命为外服职官。商王与边域的侯、伯在血缘、地缘上都存在距离，侯、伯在其管辖区域渐趋封闭，致使中央王朝无法对边域进行有效管理。随着侯、伯等诸侯势力逐渐强大，一旦商王朝国力衰退，侯、伯完全可能脱离甚至反叛。

商王授封小臣于东土边域，是商末加强边域控制的新举措。小臣由商王提拔，商王授予小臣建族立邑的权力，将指定区域交其管理，真正实现中央王朝对地方边域的直接人事任命。商王培植小臣势力，任命小臣为边域诸侯，以实现对关键区域的垂直管理。商末小臣受封于东土前沿，邻近敌方，军事意义重大。商王不仅赐贝于小臣，在仪式上进行授封，还直接赐予小臣财富。小臣
获赐“湡”地五年的收成，苏埠屯高等级大墓显示“亚酌”一族实力雄厚。商王为小臣建族提供物质保证，小臣负责边域的军事征伐、农业生产，不仅履行其作为诸侯的义务，而且积极靠拢中央王朝，加强内外服间的联系。边域诸小臣仍然关注王族的祭祀事宜，据俞玉戈铭文（《铭图》19763），“在林田俞”向商王进献玉戈，与祭祀先王大乙的活动有关。商王也前往

的领地，举行祭祀活动（《合集》36525）。出土于殷墟遗址的青铜觥铭也证实，
侯一族的成员担任王朝武官“箙”，在内服同样承担对应的军事任务。可见，边域小臣的性质虽近乎诸侯，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较为紧密。

商末对小臣的授封，与周初的分封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周初统治者通过“封建亲戚”、“授民授土”等方式，将亲族、贵族成员授封于战略要地，实现中央对边域的有效控制。小臣尽管与王室无血缘关系，不过作为商王的“自己人”，商王通过“仿族组织”的形式得到小臣族氏认同，血缘及组织关系的“纯粹”促使其在商末成为分封的主体。有学者认为，周初分封制具有鲜明的中央集权特征，限制诸侯权力，突出王的权威。商末对小臣等内侍的授封，是帝辛面临复杂内外形势下展开的全新政治实践。

最后，商王朝对外政策的重心开始转向，商王着力经营东土。武丁时期，中央王朝多次针对西北用兵，征讨以
方、土方为首的敌对势力（《合集》6168、6425），同时扶植服属方国洗，作为西北部的军事屏障。商王安置族、徵族等于西土，履行军事防御义务（《合补》1847、《拼续》423），并要求他们向中央王朝进献奴隶（羌）及马匹（《合集》32028、495正、8797正）。武丁时期，商与西北边域诸族的互动，部分原因可能与获取马、战车及相关技术有关。商末国力衰弱，西土周人势力逐渐强大，迫于周人东进压力，帝辛将经营重心转向东土，进行战略收缩和转移。

小臣授封是帝辛经营东土的重要手段。从军事层面上看，小臣酌的建族与征伐夷方有关，商末夷方势力有所壮大，“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帝辛先命小臣酌建族于鲁北青州苏埠屯一带，负责在东土建立疆界。九祀时夷方大举出动，帝辛命其迅速联合附近
侯，为征伐夷方做准备。苏埠屯一带是商人通往胶东半岛的必经之路及扼守要地，“亚酌”授封的地点战略价值重大，商王可以此为军事据点，东进直插夷方腹地。小臣俞获赐于帝辛十五祀征夷方的归途中，随后授封建族，小臣俞尊据传出自济宁梁山县，地处鲁西南，恰在鲁北通往安阳的交通要道上。俞族又在“林”地担任田官，“林”地原本是敌对方国“林方”的领地，“林方”邻近夷方，有学者怀疑二者同盟，帝辛征伐夷方后一并打击了“林方”。由于“林”地被征服的时间不长，俞族在“林”地担任“田”，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此地的不稳定因素。“林”地距夷方不远，俞族或许也要参与对夷方的作战。小臣被封为

，侯的身份表明军事属性。前文已述，
侯一族要应对“二封方”及“方”等东北边域的敌方，黄类刻辞中商王联合侯、田征伐包括方、羌方、絴方、辔方在内的“四封方”（《合集》36528反），“二封方”应是羌方、絴方、辔方中的两支。加之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克罍（《铭图》13831），器铭记载周初克封为燕侯要应对的方国同样包括羌、，可见以羌、为主的方国在商周之际始终威胁商的东北边域。除赐封小臣外，帝辛还重用蜚廉、恶来、费仲、胶鬲等出身于东土诸族的官员，弃用王朝“三公”——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打压西土诸族。

商末对东土的开拓，也是对区域资源的开发。贝冢茂树推测，获取东土广袤肥沃的田猎地可能是帝辛征伐东夷的目的之一。陈絜、赵庆淼提出，黄类刻辞中商王田游的一些地点与征伐夷方的地点重合，田猎范围接近夷方，在东土形成以泰山为中心的“泰山田猎区”。还有学者认为，对夷方的战争带有经济目的，即获取海盐及其他资源。

结 语

传世典籍与考古学材料都表明，武丁之后，商王朝再次走向衰落，周人逐渐崛起，部分贵族及从属方国离心离德，严重威胁商王统治。面对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商末诸王尤其是帝辛采取系列措施挽救颓势，小臣的重用与授封便是重要举措。商王培植亲王势力达到“一举三得”的效果：削弱旧贵族权力，分担诸侯职能，牵制东土敌族。王震中认为，王权既包括对王国的最高统治权，又支配其他从属的诸侯方国，是对“天下”的支配之权。由此可见，商王的权力在王朝末期达到顶峰。

后世的描述中，弃用贵戚旧族，重用小人成为帝辛的罪责之一——“咈其耇长，旧有位人”；“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有关记载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受到重用的小臣可能本是奴隶，“奴隶的被宠幸，必然损害部族的利益”。小臣作为商王赐封的新兴诸侯，限制贵族、诸侯的发展，王权强化过程中隐藏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对于贵戚旧族和诸侯而言，利益一旦受损，他们并不介意投靠新主，周初对部分区域的治理还依仗殷商旧族的合作与服务。周初对东土殷遗民的征伐，或许与商末东土的经营及小臣的授封有关。权力集中能够确保商王的政令自上而下有效实施，小臣作为商王一手提拔的亲信，成为支撑商末王权的可靠力量。小臣晋升之路体现王权演进之路。武丁时期之后，王权逐渐完成对族权、神权的压制，中央王朝实现对重点边域的垂直管理。有学者主张周人在国家治理思维与实践中蕴含的集权倾向由来已久，此倾向应承自晚商。

（作者黄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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