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个地主带着家人跑了，给地主干活的长工住进了他的房子

故事，1948年，一个地主带着家人跑了，给地主干活的长工住进了他的房子，谁知后院树洞的一把钥匙，却再次改变了长工的生活！
周扒皮跑了，镇上都知道了，有人说他往南边逃，有人说他根本没走远，藏在亲戚家，王春没兴趣猜。
只知道他终于不用再给周家种地了，手上第一次能停下来抖一抖泥巴。
王春今年三十六岁，脸上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手上的老茧比大米粒还硬。
他从十四岁进周家做长工，除了饭食和周扒皮剩下的破棉袄，啥都没沾过光，周扒皮的脾气他最清楚，遇事只会训人，动不动就骂“你们这些穷骨头，生下来就该给我种地”。
王春的父亲死在地头，母亲也早早去了，自己活到现在，全凭一口气。
农会通知王春来接房，他有些不信，觉得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可农会说得认真，带着账本一条条清点，家具、粮食、牲口，连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都登记了。
王春第一次进地主家的正屋，墙上挂着旧照片，桌上还残着昨晚的茶碗，他站在屋子中央，心里五味杂陈，既新鲜又发慌。
“王春，屋里你先住着，农会还有别的分配，到时候叫你。”农会的小伙子一边说，一边翻着账本，语气里有种说不清的新鲜感。
夜里，王春搬进地主的房子，媳妇和小女儿跟在身后，他们在空荡荡的屋里点了盏油灯，女儿问：“爹，这房子以后就是咱们的了吗？”
王春哽了一下，点点头，媳妇默默摸了摸墙，低声说：“咱家也是有房的人了。”
住进来没两天，镇上就有人议论，说地主家肯定有藏银子，农会的人也来查了一遍，连床板都翻了，啥也没找着，可王春心里不太安稳，总觉得这院子里藏着什么。
直到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王春在后院扫院子，忽然瞅见槐树根下有个被泥掩着的树洞。
他蹲下去扒开泥巴，摸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钥匙，王春的心突突跳，钥匙上用旧布条缠着，一拽就掉出个小铁盒——他手有点哆嗦，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发黄的纸和一串账本。
账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名字和数字，王春认得不少：有村里的老杨、有东头的小赵、还有自己的名字。
上面写着“本利共还”、“三年一结”，王春心里一紧——这是高利贷的账本！还有几封信，纸上写着“城里张先生”、“老杜转交”，落款是国民党某某队长，内容全是些请托、借钱和送人情的话。
那一刻，王春明白了，周扒皮把最怕的东西全藏在了这里，这些账本和信件，是地主盘剥乡邻、勾结旧政权的铁证。
王春回屋坐下，点燃一根旱烟，脑子里翻江倒海。他想到往年给地主干活，欠债的老杨被逼得家破人亡；小赵的爹，年年借钱种地，最后连棺材都没钱买。
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周家账本上欠的钱可咋还啊”。
王春把钥匙紧紧攥在手心，长长出了一口气，媳妇见状问：“你咋了？”王春把盒子递过去，低声说：“是周扒皮的命根子，咱们得交给农会。”
第二天清早，王春提着铁盒去找农会，农会的老李头拿过账本，翻了几页，脸色变了：“这可是大事，得交给区里。”
农会的人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这账本要是早拿出来，咱村里多少冤枉事都能说清！”王春心里有些自豪，又有点发怵，突然觉得肩上压了块大石头。
过了几天，区里的土改队来了，把账本和信件带走，开了大会，会上，老杨的儿子第一个站起来：“我爹就是被逼死的！周扒皮一年要收三成的利，借十块还五十！”
小赵的娘哭着说：“咱家欠了地主的钱，一家老小都被赶出来过，如今总算有个说法！”农会的人拍着桌子说：“这些账本就是地主的罪证，大家都要站出来，把被压迫的事讲清楚！”
会议结束后，农会张榜公布，被剥削最重的几家优先分到了地和房，王春分到的院子就成了他的家。
他的女儿在屋檐下追蝴蝶，媳妇在灶台上煮粥，王春种地归自己，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有了着落。
周扒皮逃走后，村里有人偷偷议论：“地主真就倒了霉？说不定哪天又回来。”
还有人怀疑王春藏了东西，夜里有人敲窗户，王春警觉地守着屋门，媳妇劝他：“你把东西交给农会，心里就安生了。谁再说闲话，也是眼红咱们过好日子。”
农会派人来安抚：“王春，你不用怕，有我们在，谁也不敢乱来。”王春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心里明白，阶级的对立不是一夜之间消散的。
原来在地主家做牛做马，低声下气过日子，如今突然有了自己的地和房，旁人的目光、家里的变化，都让他有点不适应。
过了几个月，镇上又来新政策，农会要带大家学习，宣传“耕者有其田”。
王春被推举做了农会小组长，负责登记村里的土地分配，他第一次坐在村口的石桌前，拿着红笔给村民分地。
老杨的儿子、小赵的娘都来找他，把名字报上，王春把账本撕了个粉碎，扔进火堆，火光把他脸照得通红。
1948年冬天的风很冷，可王春觉得自己这一生，头一次有了热气腾腾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