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管理所收服徐远举周养浩，为何不敢惹另两个中将特务？

“军统三剑客”按年龄排序，应该是1906年10月出生的周养浩为老大，1914年6月出生的沈醉为老二，1914年12月出生的徐远举为老三，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三人都俨然以沈醉为首，那是因为沈醉最早晋升少将，而且是三人中唯一获得中将军衔的（被抓前刚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电视剧《特赦1959》中演的那样“融洽”：在保密局时期，徐远举和周养浩针尖对麦芒，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人凤就会请沈醉当和事佬；刚被关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徐周二人也是互相嘲讽，但这两人面对沈醉的时候，又能“同仇敌忾”，周养浩想用板凳把沈醉砸个万朵桃花开，宋希濂出手阻止，徐远举又对宋希濂口出恶言——要不是进了战犯管理所，借给徐远举周养浩十个胆子，也不敢对宋希濂瞪眼。

“战犯管理所”只是个笼统的说法，因为当时战犯们学习改造的机构在不同地点、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咱们为了方便起见，统称其为战犯管理所，因为这个名字最贴切而且不容易引起误解。

沈醉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可以说是整天提心吊胆，不但要面对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的怒目而视，还要被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冷嘲热讽，沈醉说他在昆明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的那段日子很难熬：“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命令手下特务放下武器停止活动后，又“交出”了滞留在昆明的徐、周、成、郭四人（此说法不同史料有争议，沈醉说是他主动交出，也有史料说是被起义的警察抓获），他们此前的“感情”一笔勾销，“旧谊”变成了“新仇”，而且几乎是不共戴天的那种仇恨。

我们细看“军统三剑客”的履历，就会发现在戴笠掌权时期，徐远举和周养浩还进不了军统核心圈，而沈醉作为戴笠的“亲传弟子”和“贴身管家”，说话远比徐远举周养浩好使，据沈醉回忆，徐远举能当军统局本部行动处上校副处长，也是他帮的忙：“军统局第三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暗杀、绑票、破坏、爆破、拘捕等都由这个处主管。1943年下半年，该处原任处长徐业通调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在研究什么人任副处长时，我便向毛人凤提出了徐远举。”

毛人凤当时的职务是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主任秘书为郑介民，但郑另有工作，基本不在军统局上班）”，所以他只能让沈醉再去跟戴笠提，沈醉趁着跟戴笠吃午饭的时候郑重推荐徐远举，晚上又找人事处长龚仙舫做工作，最后连程一鸣他也找了：“因我和程同在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私交还不错。”

在沈醉勾兑下，徐远举被提拔为行动处上校副处长，有了跟戴笠毛人凤一起吃饭的机会——戴笠和毛人凤都很会笼络人，能上局本部高级餐桌的，解决问题和晋升职务都比较快：“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决。”

军统的“饭桌文化”该如何评价且放在一边，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来看看沈醉是如何“收服”徐远举周养浩，并与他们“化干戈为玉帛”的。

沈醉的“招数”其实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是军统特务惯用的伎俩——收买：“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面依然讽刺我。”

刚开始的收买并不太奏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仓促被抓”口袋比脸还干净的徐远举周养浩，在“财大气粗”的沈醉“糖衣炮弹”攻击下，渐渐放弃了抵抗——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周养浩不再抡板凳，徐远举也骂不出声了。

沈醉之所以能收复徐远举周养浩，还要感谢我们的优待俘虏政策，再加上沈醉“朋友众多”，被抓后依然有人不断给他送钱送物，而徐远举和周养浩一向人缘不太好，所以在孔方兄的帮助下，沈醉又成了“三剑客”的老大：“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战犯被俘时携带的钱财）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搜出后，虽由管理单位代为保管，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重庆战犯改造所有个别人临逃走时，把身上的钱财和手表等全部抛弃，以免被人从这些东西上能证实自己的高贵身份。”

沈醉说的“个别人”，就包括徐远举和周养浩——徐远举是一大早在乘车出门时被抓，周养浩被抓时已经乔装，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扔掉了。

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徐远举和周养浩原本就不是英雄，在沈醉的金钱美食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而沈醉在杜聿明第一批特赦之后继任“缝纫组组长”，徐远举还在沈醉那个小组干活，所以对沈醉也不能不表示尊敬——沈醉第二批特赦出去后，缝纫组组长不知道换了谁，徐远举也因为缝纫成品不合格而被要求返工，最后把自己气得脑出血，如果沈醉一直在战犯管理所“陪着”他，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徐远举死于修养不够脾气不好，如果他晚死两年，就能赶上1975年全部特赦了，至于他是像沈醉一样留下来当文史专员，还是像周养浩一样远走海外，在笔者看来，他留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已经与沈醉“冰释前嫌”，不像周养浩那样什么事都在心里藏着。

“军统三剑客”有三种不同的结局，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其实都应该算少将特务，因为沈醉那个“中将司令”有名无实，他的“游击队”根本就没建起来，而且有没有经过“铨叙厅”走程序也是个未知数。

真正在当特务时就已经授衔中将的，是另外三个人，那就是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也有史料称其为东北区区长）兼东北行营（也叫行辕）督察处中将处长、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曾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1947年12月22日晋升陆军中将、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的康泽，黄埔一期生、曾任南昌行营调查课副课长（课长是邓文仪）、军统局副主任秘书、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1946年3月晋升中将的张严佛。

康泽是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三大特务巨枭之一，老蒋设立复兴社特务处的时候，首选的处长就是康泽而非戴笠，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中回忆：“蒋在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情不相宜!’”

康泽是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他在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前就已经授衔中将，文强也是在东北当特务的时候晋升的中将，这件事在《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中均有明确记载：“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39岁。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戴笠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徐远举和周养浩杀人如麻，但他们都是对手无寸铁的被捕者逞凶，康泽和文强都是在战场枪林弹雨滚出来的，康、文的军衔、“辈分”和杀气（血腥气）都不是“军统三剑客”能比的，所以不管这三个名不副实的“剑客”如何互相撕咬，都是不敢对康泽和文强下嘴的。

文强在《新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回忆，他在功德林里并没有抗拒学习改造，那里面的很多规则，都是他像蒋所长（后来是姚伦）建议制定的，而且文强还担任《新生园地》文艺主编，沈醉要想发表诗歌，先得交给文强“审阅”，特赦后再文史专员办公室，文强是学习组长，沈醉是副组长。

无论如何，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都不会去招惹比他们资历更深、军衔更高的文强与康泽，真打起来，他们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尤其是文强，此人武功很高，而且在两方面都有很广的人脉，连戴笠都称其为“念观兄”而不直呼其名，郑介民和毛人凤也与文强称兄道弟，“三剑客”就是再嚣张，也不会跟他过不去。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应该惹不起中将文强和康泽，但是对另一个中将张严佛，似乎就“没必要”畏惧了。

张严佛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参加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最后却进了战犯管理所，沈醉这样评价张严佛：“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程和他是小同乡，对他的能力很赏识，湖南起义，他也跟着算是起义了。不料，毛人凤派特务焦玉印等将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刘人爵暗杀于浏正街刘的寓所后，有人对张已有些怀疑，再加上有几个从香港去长沙搞秘密活动的军统分子去找张的时候，他念过去旧情，没有揭发检举，最后便被捉将起来。”

沈醉称张严佛“一向是我所尊敬的人”，而且对张严佛比较“同情”，所以他们相处的还比较“融洽”，所以不存在谁敢惹谁不敢惹谁的问题，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回忆录，对所谓的“军统三剑客”肯定会有更准确的评价：这三人争斗不休，关系时好时坏，如果他们招惹了康泽、文强，会不会被修理得很惨？三少将与三中将组团打架，哪一方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