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顾祝同也搞一个土木系，顾祝同为何说：你们这是害我！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南京下午，参谋本部会议散场，天气闷得像捂着一层棉被。顾祝同刚走出大门，邓文仪追上来，小声挤出一句：“老顾，你也拉一批学员，弄个班底吧？”

顾祝同脚步一停，额角冒汗，回了半句：“别开这种玩笑。”邓文仪察觉不妙，立刻改口：“我是一片好意。”对话只两三句，却像一枚暗哨把顾祝同的神经全数拨紧。

要读懂顾祝同的警觉，得先把时针拨回北伐时期。那时何应钦任黄埔军校总教官，蒋介石还未坐稳大位。何应钦能调动的黄埔系教官、学员动辄上千，声望与蒋几乎平起平坐。蒋原本不介意，多一个臂膀而已，可一九二七年汪、桂联手逼宫时，何应钦借故闭口不言，蒋这才意识到“臂膀”也可能反噬。

蒋介石要削弱何应钦却又不能明着动刀，于是一九三五年调陈诚入京，暗授机宜。陈诚毕业于黄埔一期，后来在中央军校土木工程科任科长，手里全是学员资料。借助这些档案，他把自己教过的工兵、筑城、通信人才分批拉出来，形成日后有名的“土木系”。这股势力不直接叫板，却能抵消何系的号令。

说白了，这是一场“养狼制虎”的手笔。可蒋为何没选顾祝同来扮演“狼”？原因很简单——顾祝同和何应钦既是江苏同乡，又是早年桂林讲武堂的同学。两人套着师友、同乡、战友三重关系，蒋若让顾去拆何的台，那就是把顾推进火坑。

顾祝同心里清楚：“我一掺和，不止何应钦要疑我，连校长都要提防我。”因此邓文仪的建议在他听来简直是催命符。“你们这是害我”六个字，他只说出口三个，其余全压在心里。

顾祝同的行事风格正与土木系的“结党”相反。他出身安徽泾县书香门第，受的是谨慎稳健的家教。抗战最苦的苏浙皖战区，他三年坐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部下缺粮缺药，却从未发生大规模哗变。有意思的是，他常把周转费从自己津贴里抠出一半，让探亲军官带回家，士兵背地里称他“墨公”——爱写字又爱管账。

一九四二年常德会战，七十四军调防途中断粮，顾祝同签下白条，押印“顾”字大印，白条一下铺了三桌。账被审计处挑出来，他只淡淡回一句：“战时先救命，账之后算。”这类作风笼络的是基层军官的心，而不是山头里的旗。

一九四七年孟良崮失利后，蒋雷霆震怒，李天霞、黄百韬差点掉脑袋。黄百韬曾跟顾祝同在滕县血战，两人结下救命交情。顾祝同进总统府不到十分种便压低嗓门说：“韬哥子打仗可不惜命，这次也是补给脱节，不必斩将。”这句话救了黄百韬一条命，也让蒋看到顾祝同的另一个价值——稳定军心。稳定与拉帮结派是两码事。

因此在蒋的棋盘里，何应钦是“老边将”，陈诚是“制衡棋”，顾祝同是“定心丸”。三人任何一个位置错了，局面就塌。再让顾祝同另竖一旗，无异于把定心丸打碎。顾祝同惊出一身汗，完全是出于本能。

邓文仪那天没再多劝，只是摇头笑笑。南京的晚风掠过两人肩头，带着潮湿的江气，也带走了可能改变顾祝同命运的一个念头。

后来有人议论：顾祝同倘若真拉出“顾系”，是不是能在内战中多撑几座城？答案恐怕并不乐观。军费、补给、将领名额都握在中央军校和军政部，土木系之外再冒出一个新派，只会被蒋一道命令拔掉。顾祝同深知此理，所以宁肯当稳重的“老顾”，也不愿当风险极大的“顾系领袖”。

纵观整个国民党军高层，依附、制衡、猜忌几乎构成了铁律。何应钦重资历但缺实战，陈诚善动作却失人望，顾祝同稳字当头但少锐气。三种性格三种位置，互相牵制，也互相消耗。顾祝同谢绝“土木系”，不是胸无大志，而是他看见前车之鉴——派系一旦成势，便成蒋介石手里的棋子；棋子走错半步，立即弃子。

所以，当邓文仪以为自己递上一份锦囊妙计时，顾祝同已经替自己算到最后：静水深流才是保身之道，学陈诚另起炉灶，无疑自毁长城。能够几十年在国民党军中屹立不倒，靠的正是这份算明白、看透彻、稳如石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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