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小说《白象似的群山》解读

评论界理解这篇小说普遍表现出一种道德主义倾向，譬如贝茨就认为：“这个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对于姑娘来说，有什么东西毁了；不但她的过去，而且将来都是这样。她是吓坏了。”理查德·福特则说：“这个故事我很欣赏，因为它很现代，没有人说出‘堕胎’二字，但堕胎的感觉——失落、困惑、发呆——渗入字里行间。”又譬如小说的法国译本就把题目译成《失去的天堂》，意思是无辜的姑娘在人工流产事件中把天堂般的过去失掉了。这个过去的天堂可能指少女的纯真烂漫，也可能指过去幸福美满的好时光。但实际上，《白象似的群山》绝不是一篇道德小说，而是一篇情境化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
在所有的评论中，最有眼光的是昆德拉的解读。在汉译《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花了近十页的篇幅讨论《白象似的群山》。他认为，在这个只有五页长的短篇中，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男人已婚并强迫他的情人堕胎好对付他的妻子；他是单身汉希望堕胎因为他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但是也可能这是一种无私的作法，预见到一个孩子会给姑娘带来的困难；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病得很重并害怕留下姑娘单独一人和孩子；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孩子是属于另一个已离开姑娘的男人的，姑娘想和美国男人一起生活，后者向她建议堕胎同时完全准备好在拒绝的情况下自己承担父亲的角色。至于那姑娘呢？她可以为了情人同意堕胎；但也可能是她自己采取的主动，随着堕胎的期限临近，她失去了勇气……
昆德拉的解读使小说的情节得以多重的猜想下去。而人物性格也同样有多重性：“男人可以是敏感的，正在爱，温柔；他可以是自私，狡猾，虚伪。姑娘可以是极度敏感，细腻，并有很深的道德感；她也完全可以是任性，矫揉造作，喜欢歇斯底里发脾气。”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对话背后的主观动机是被隐藏着的。海明威省略了一切说明性的提示，即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对话中感受到节奏、速度、语调，也无法判断真正的心理动机。
一般说来，小说中的主导动机是揭示主题和意向的重要手段，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多次复现的布卢姆随身携带的烤土豆。《白象似的群山》中类似的主导动机就是姑娘关于白象的比喻，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但从这个比喻也很难生发出确切的判断。我们可以说姑娘是微妙的，有情趣，有诗意，而男人对她的比喻毫无反应，男人是很实在的或者是没有趣味的。但昆德拉认为人们“也完全可以在她的独特的比喻性发现中看到一种矫揉造作，故作风雅，装模作样”，卖弄有诗意的想象力。如果是这样，姑娘说什么堕胎后世界就不再属于他们之类的话语，就只能归结为姑娘对抒情式卖弄的喜好。这种有抒情倾向的女性，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
昆德拉最后下结论说：“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背面的，没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这使《白象似的群山》成为一个可以多重讲述的故事，一个可以一遍遍用不同的前因后果加以阐释的故事。这种多重阐释性正是由省略的艺术带来的。一旦海明威补充了背景介绍，交代了来龙去脉，小说就完全可能很清楚。但海明威的高明处在于他绝不会让一切一目了然，他要把冰山的八分之七藏起来，因此他便呈示了一个经得起多重猜想的情境。这反而是一种真正忠实于生活的本相的小说技巧。

我们在生活中真正面对的，正是一些搞不清前因后果的情境。我经常喜欢在火车上或小饭店里听旁边我不认识的人聊天，有时听进去后就会猜想这两个人身份是什么？要去做一件什么事？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碰巧是一男一女就更有意思，如果是夫妻或恋人，一般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猜出，如果都不是，难度就大了。这时我就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觉得这篇小说真是写绝了。这也许和早年巴黎时代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有关。从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可以知道，当年海明威穷得很，经常挨饿，住的旅馆也非常冷，他就常常到咖啡馆写作。倘若外面冷风大作，寒气逼人，他的小说中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如果碰到一个脸蛋像新铸的钱币一样光亮动人的姑娘进来，海明威的思绪就会受到牵扰，变得异常兴奋，很想把姑娘写进小说。
《白象似的群山》正是海明威午餐前在饭馆碰上一个刚刚做过堕胎手术的女人，聊了几句天，就开始创作这篇小说，结果一气呵成，连午饭都忘了吃。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把小说情境化，小说叙事往往只选择一个生活横切面，一个有限空间，一小段时间，客观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回避作者甚至叙事者的解释与说明，使小说情境呈示出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