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77年，安徽省委大院里，一辆掉漆的二八自行车歪在树荫下，车主是个戴黑框眼镜的老头，弯着腰，手里捏着一沓泛黄的名单，周围干部路过时压低声音嘀咕，这新来的李副省长，不进办公室，倒先翻起右派的名单来了。
把王守业叫来，他没抬头，笔尖划掉名单上第五个名字，秘书刚想说这人案子复杂，话没说完，钢笔尖已经戳破了纸，李大钊的后人最受不了冤案，那晚会议室灯亮着，省委书记的茶杯在桌上抖出响声，老李啊，你这么较真，就不怕得罪人。
我常想，也许就是这股倔劲，让他在父亲被杀后还能活下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十六岁的孩子在胡同口等到半夜，等来的却是父亲被绞死的消息，组织安排他改名换姓逃去日本，行李里除了半块发霉的馍，就只剩母亲塞进他手里的银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四十年后，贵州那边的领导把一瓶茅台放他桌上，他一拍桌子说，当年我爸上绞刑架的时候，家里就剩一块大洋，那年安徽的粮仓空了，他带着干部钻进猪圈数粪堆，每头猪少长三斤，就是千家万户要挨饿，有亲戚托人捎话，想进化肥厂，他让门卫把人拦在传达室，考不上技校，别来沾李家的光。
最绝的是1981年他当央行行长那阵儿，竟把印钞厂的招待所改成了职工宿舍，儿子李宏塔当民政厅长，骑着自行车送救济粮，照片登了报，他看了笑呵呵说，咱家祖上传下来的清贫，得接着往下传，临终前他盯着父亲的相片，轻声说，大洋虽化成了灰，骨头可得比钢还硬。
晚年有人问他为啥总跟人较劲，他掏出个豁了口的搪瓷缸，里头泡着几朵菊花，这杯子补过三回，还在用，他爸那代人打下的江山，容不得我们这么糟蹋，2005年的风雪夜里，这张补了又补的办公桌终于安静了，可抽屉里那串骑单车的钥匙，还亮着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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