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兄弟争夺皇位屡见不鲜，为何只有宋代无宗室之祸？

古代王朝，宗室父子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的事情，从春秋到明清一直屡见不鲜，晋曲沃代翼、汉七国之乱、唐玄武门之变、明靖难之役、清九子夺嫡等，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血和泪的教训。

数来数去，似乎只有宋代宗室没有发生过祸乱，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宗室的教训，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宗室制度，在这套制度的约束下，宗室根本没有作乱的土壤，更无法危及皇权。

宋初承唐制，设宗正寺作为管理宗室的最高机构，置判宗正寺2人，以宗室两制以上充任，缺则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另设主簿一员，以京官充任。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始定丞、郎以下兼卿，设大宗正卿一员、少卿、丞各二员，主簿一员。宗正卿、少卿不专用赵姓，丞、主簿则多以他姓官员。

宗正寺最初的职掌是管理宗庙、诸陵寝以及皇族事务。仁宗景祐三年改名为大宗正司之后，就不再管理有关宗室的政令，仅掌管宗室的赐名、立名、生死、婚嫁，以及纂修太祖、太宗、秦王廷美位下子孙的《玉牒》、《属籍》、《宋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等事务。

大宗正司的地位较为特殊，不属于尚书省六部及九寺五监的管理体系，其官员直接由中书门下报请皇帝批准选派。

徽宗崇宁六年，因宗室“疏属外居，仅遍都下，出入无禁，交游不节，往往冒法犯禁”，故而下令让秦王廷美一脉的子孙出居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设“西外宗正司”；命太祖一脉下的子孙出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设“南外宗正司”，两司各选贤者一人主管，另在当地通判、幕职官内选2人任丞、主簿。

宋室南渡后，西外宗正司经过扬州、泰州最后迁至福州；南外宗正司经高邮、镇江等地，最后迁至泉州。西外、南外宗正司实际上京师大宗正司的下属分支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安置远支宗室，让他们远离京师。

宋统治者为了防止发生宗室之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绝对限制宗室与大臣来往

从太宗时期开始就规定五服以内的宗室居住于宫宅，不得随意外出同宾客交往；五服以外的宗室在外散居，出入京师必须禀告大宗正司批准，到了京师后也会受到相关机构的监督，严禁与大臣往来，从而威胁皇权。

比如绍兴十一年，宗室判大宗正事士㒟为岳飞狱鸣不平，秦桧即指使人控告他“身为今属，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士㒟因此被解除判大宗正司事之职，贬往衢州，外贬之后，秦桧又指使人诬告他“今居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议论之间，无不诋毁时政”，士㒟因此被押赴建州编管，以致被拘管而死。

二是限制宗室的任职

宋初规定，宗室子孙满七岁即赐名、授官。所谓授官，并非是授实职，如诸卫上将军、大将军、殿直、侍禁、供奉官等，这些虚职只是为了让宗室领取俸禄。

真宗以前，宗室不准参加科举，可以被任命为地方行政长官，但除了太宗继位前曾任开封府尹握有实权外，大多徒有虚名。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宗室非但不准参加科举，也不准外出任官，只是留在京师养起来。

神宗熙宁二年，增立宗室教养选举之法，规定宗室不再赐名、授官，并允许宗室参加科举考试，出任外官。但在所任官职方面仍有许多限制：

首先是宗室不领兵。靖康元年润十一月，康王赵构被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那只是国家危亡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属于特例；

其次是宗室不拜相。高宗曾对宰相赵鼎说：“唐用宗室，至为宰相。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已，乃所以安全之也。”名为“安全”，实为防范，防止宗室位高权重危及皇权。

唐代宗室拜相者有十余人，两宗拜相者只有南宗宁宗时期的赵汝愚一人，而且赵汝愚拜相时就有很多人以“国朝无宗室宰相”为理由加以反对，所以赵汝愚任宰相半年，就被诬告欲行周公故事，最后遭贬官，第二年即死于贬所。

三是宗室不注授缘边差遣。通俗地说就是不得在边疆地区担任职官，同时也不得担任学官，不得充考试官。

女性宗室同样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唐代的公主十分强势，如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都曾经像亲王一样，皆开府置官属，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甚至觊觎皇位。

宋代显然是吸取了教训，规定公主不得置邑司、备官属，公主宅内只设中使数人管理而已。此外，宋代的公主非但没有任免官员之权，即使为自己的丈夫或子孙请求加官晋爵，也往往被拒绝。

正因为宋代有着严格的宗室管理制度，所以从建国到灭亡一直就没有出现过宗室之祸，其他的不说，就这一点应该是历朝历代中做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