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深秋,荥阳的风卷着枯叶,呼啦啦地扫过瓦岗军大营的帅旗,旗面上"瓦岗"俩字都被吹得模糊不清了。
这支队伍,最早是东郡法曹翟让从死牢里逃出来带的草莽,这会儿已经有几十万人,在河南地界杀得顺风顺水,兴洛仓那百万石粮食,简直像座金山,把他们的野心都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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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也没想着,三个月前那场沾着血的庆功宴,早就给这支看着挺厉害的义军埋好了塌台的坑。
隋末这天下,本来就跟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似的。
从大业七年,王薄在长白山唱"无向辽东浪死歌"开始,中原这股反隋的风暴就没停过。
隋炀帝杨广连着三次打高句丽,把隋朝最后一点家底都掏空了——第一次打高句丽,朝廷征了二百万民夫,运粮的船排了千里地,牛累死在路上,民夫自己都快饿死了;还有修大运河,更是把天下的壮劳力都抽干了,男丁不够用,连女人都得去干活,河南、山东一带十个人里死了五六个,路边全是饿死的人,史书上都写着"人相食"。
就在这样的绝境里,翟让带着几个死囚逃到瓦岗寨,靠抢运河上的官船混饭吃,没想到倒成了乱世里最早的一把火。
翟让的崛起,带着草莽英雄最实在的劲儿。
他本来是东郡法曹,因为一桩命案被判了死刑,狱吏黄君汉有天半夜提着灯笼来看他,说:"你是龙,咋困在浅滩里?"这盏救命灯让翟让逃了出来,在瓦岗寨拉起队伍。
后来,单雄信带着八百蒲山客来投奔,这哥们使马槊厉害,带了支精锐骑兵;徐世勣才十六岁,就说服附近两县的卢明月旧部加入,他们在运河沿线抢东西,总把粮食布帛分发给穷人,慢慢就有饥民背着孩子来投奔了。
不过那时候的瓦岗军,更像一群抱团取暖的江湖兄弟。
翟让虽然有威望,却没长远打算,直到李密来了。
李密的出现,就像给瓦岗军开了扇新门。
这小子是关陇贵族出身,他爹李宽是隋朝蒲山公,他自己早年因为有才学被隋炀帝看中,结果有天隋炀帝见他额角突出,不喜欢,他就装病辞职了。
在洛阳城里,李密散尽家财交豪杰,跟杨玄感这些反隋的人来往密切。
后来他辗转到了瓦岗,徐世勣一眼就看出他有大志向,劝翟让:"将军要是真想干大事,没李密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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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李密,他就扔出个狠主意:"现在皇上昏庸,老百姓怨声载道,精锐部队都在辽东打高句丽,京城洛阳守着的都是老弱,这正是刘邦项羽当年的机会啊!你要是能亲自带精兵,直取兴洛仓,开仓放粮救老百姓,天下不用打,传个檄文就能定了。
"翟让虽然犹豫,但还是让他试试——这一试,瓦岗军就到了最牛的时候。
大业十三年春天,李密带七千精兵奇袭兴洛仓。
这仓城在洛阳东边,周长二十多里,存粮百万石,四周高墙围着,守卫得严严实实。
李密却利用晚上,让翟让带主力正面假装攻城,自己带一千多骑兵从密道摸进去。
等守卫跟翟让缠斗的时候,李密已经把所有仓门都打开了。
史书里写,老老少少都来背粮食,路上排着队,人多到几十万,连洛阳城里的饥民都扶老携幼跑来,爹跟儿子说"去瓦岗",老婆劝老公"走啊",一天之内,路上全是人。
更绝的是,李密下令随便拿,不许私藏,这一下就把民心全得了。
三个月里,周边又招了二十万兵,连隋朝的州县官都吓得跑来投降,瓦岗军终于从抢点东西的山寨,变成了想争天下的义军。
可盛极而衰这事儿,往往就藏在最得意的时候。
李密来了,瓦岗军脱胎换骨,可也埋下了要命的裂痕。
翟让本来是草莽老大,手下单雄信、徐世勣这几个"四骠骑"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李密带来的是隋朝降官和士族子弟,他们想的是以后裂土封侯,要立规矩、安天下。
矛盾就从权力分配开始,越闹越大:李密称魏公,建了行军元帅府,设了上柱国、司徒、长史这些官,翟让虽然让出了首领位置,却还挂着上柱国、司徒的虚职,他哥哥翟弘常在酒后抱怨:"你本来是大当家,咋能屈居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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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更不安的是,老瓦岗的人还叫翟让"大当家",单雄信的骑兵、徐世勣的步兵也只认翟让的老部下,李密的谋士房彦藻他们总在他耳边吹风:"翟让贪财,他哥翟弘、侄子翟摩侯都横得很,不除了,以后肯定是祸害。
真正的导火索,是一次权力试探。
李密在洛口建了政权后,翟让的部将崔世枢因为点小事惹翟让生气,被当众打了一顿;李密手下的王儒信劝他夺翟让的兵权,翟让却笑着说:"他是我兄弟,谁敢瞎咧咧?"可这些话,都成了李密心里的刺。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密以请新投降的将领吃饭为名,在金堤关设了埋伏。
翟让带着哥哥、侄子和单雄信、徐世勣去赴宴,酒喝到一半,李密拿出一张好弓说:"这弓难拉,大当家你试试?"翟让刚拉开弦,身后的蔡建德突然拔刀砍过来,刀光映着他的脸,他愣了:"我犯啥罪了?"李密冷冷地说:"你哥谋反,你也跟着同罪!"刀又砍下去,翟弘、翟摩侯当场死了,徐世勣冲出帐外被卫兵砍伤,单雄信跪下求饶,李密没杀他,却在他脸上划了道深疤。
金堤关这事儿之后,瓦岗军的裂痕全暴露了。
徐世勣跑到城外,李密亲自追上去给他包扎伤口,可心里的凉已经捂不热了;单雄信表面归顺,打仗的时候总在关键时刻按兵不动;老瓦岗的人个个提心吊胆,连翟让当年收的卢明月旧部都开始散了。
更要命的是,李密非要打洛阳,跟王世充在邙山对峙,他不听徐世勣"去打长安"的建议,又因为猜忌不敢重用降将,最后被王世充突袭,打得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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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李密带着残兵投降唐朝,可因为害怕又谋反,被追杀,死的时候才三十六岁。
单雄信后来成了王世充的大将,跟李世民打仗时被抓了,徐世勣哭着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发誓要同生共死,可还是没救了他。
翟让的墓现在还在河南滑县瓦岗寨乡,墓碑很简陋,"隋末义士翟让之墓"几个字都模糊了——那个曾跟李密并肩作战的草莽英雄,最后成了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瓦岗军最后败了,光怪翟让死了这一个导火索可不行。
这事儿就像面镜子,照出了那些义军在乱世里的难处:草莽武装靠兄弟义气聚在一起,却没规矩约束;士族带来了计谋,却难跟底层老百姓一条心。
当李密在洛阳城头说要当皇帝的时候,他忘了瓦岗军最初的旗子上写着"救老百姓";当翟让的老部下在帐外寒心的时候,他也忘了"一起扛过难"比"一起享富贵"更需要脑子。
回头看看同时起兵的李渊,在晋阳就喊着"废了隋朝的苛政,约法十二条",一边收编关中士族,一边安抚土匪,连李密的旧部徐世勣、秦叔宝这些人都敢重用。
他不像李密那么在乎名分,却知道用"救天下苍生"的大义团结人心。
最后,瓦岗军的几十万人要么投降要么散了,李渊父子却从太原一路往西打,在关中建立了大唐——或许就像《隋书》里说的:"瓦岗兴起,靠的是饥民当兵;它败落,是因为私心生变。
乱世这盘棋,没有永远的英雄,只有知道敬畏人心、守住底线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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