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黄蕙兰用全部私房钱，从溥仪手中买下一枚翡翠青椒

当年，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到北京后，不仅迷上了收集翡翠，也开始热衷收藏瓷器。

和许多刚入门的藏家一样，她起初也吃过几次亏。

但通过不断请教行家、上手赏玩，她渐渐积累了眼光，在前门外那条窄窄的珠宝市街也有了名气。

那条街上大约有两百家小店，零零散散地陈列着翡翠、玉髓、鼻烟壶和一些零碎瓷器。

她说，中国的珠宝商和西方店主不同——他们通常把普通货色摆在店面橱窗里，即便被偷损失也不大。真正的好东西，都是锁在柜子里，只留给懂行的熟客。

在那个年代，想买到真正上档次的翡翠，得有熟客或前清贵胄引荐，整个过程简直像一场“狩猎”。

你得懂规矩，当精明的商人悄悄靠近，从袖子里摸出件东西，问“这位太太可想看看上等货？”时，你还得学会不动声色。

他们并不太在意生意是否一定做成——事实上，大约六成的顾客根本见不到真正的好东西。

黄蕙兰是由裕格格引荐的，因此成了少数能接触到精品的“特等主顾”。

不过黄蕙兰自己也下功夫学会了辨别翡翠的成色。

新坑翡翠不值钱，不如老翠通透。老翠大多出自古墓，而宫廷流出的翡翠最为珍贵，最适合做首饰。

她陆续收集到不少精品：一副雕花配对的手镯，是整块翠料雕成；两串翡翠项链；还有几块极品翡翠被她镶成了耳环。

但她收藏中最好的一件翠货——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件——背后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当时，就在沙逊爵士和她打赌前不久，珠宝市街有位叫“老德”的珠宝商，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把店铺改建得比别家都高。

这自然引起了同行的不满。

这关乎“面子”。其他商人联合告到北京市市长那里，市长也答应要强制老德拆掉他那栋高出来的房子。

老德急疯了。如果真拆了房，他不仅颜面扫地，还会成为全北京的笑柄，声誉尽毁。

他气急败坏地去找裕格格诉苦，说若真如此，他要么自杀，要么只能离开北京。

裕格格对他说：“你唯一的机会是去找顾太太（黄蕙兰），如果她也帮不了你，那就没人能帮了。”

老德赶到黄蕙兰的公馆，磕头哭诉：如果房子被拆，他不仅自己丢尽脸面，连儿子、甚至未出世的孙子的名声也会受影响。

一番诉苦最终汇成一句：求夫人出手相助。

黄蕙兰让王管事给市长打电话，说夫人想和他通话。

她接过电话对市长说，老德盖高楼确实有错，但如果强令拆除，对他本人和子孙的惩罚未免太重。

她建议，不如过段时间，等大家习惯了，或许反而会有人效仿，让整条珠宝市街焕然一新。

市长听完，最终回答：“尊重您的意思，那房子就不拆了。”

黄蕙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在旁焦急等待的老德。

老德感激地说，黄蕙兰挽救了他的名誉。

为表敬意，他要告诉她一个秘密：清末代皇帝溥仪——光绪的侄儿，当年被冯玉祥将军逐出紫禁城时，曾与皇后一同逃往天津。

当时皇后在腰带里藏了一块价值连城、举世无双的翡翠。

如今他们急需用钱，很可能愿意出手。

由于这是稀世之宝，要价可能极高。

他问黄蕙兰是否想看货，自己可以代为牵线。

黄蕙兰表示想看。

几天后，老德神秘兮兮地再次来到她的公馆。确认四下无人后，他从袖中掏出一块黄蕙兰从未见过的绝美翡翠。

它形似一枚青椒，通体碧绿透亮，不见一丝裂纹。

黄蕙兰将它托在手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温润——正如学者所说，美玉能传递出独特的触感与能量。

老德随后讲起这枚翡翠青椒的来历：

乾隆皇帝曾有一位来自西域的宠妃，她思念故乡的波斯口味，尤其想吃在寒冷的北京长不出来的青椒。 为慰藉她的乡愁，乾隆召集宫中顶级玉匠，用一块完美无瑕的翡翠，雕成了这枚栩栩如生的青椒。 它一直在清宫中流传，直到溥仪手中。 小皇帝虽不舍，却因急需用钱，只好考虑出手。

黄蕙兰问他开价多少。

老德报出一个让她脸色都变了的数字：超过一百万元。

她犹豫片刻，将翡翠青椒还了回去。

但老德请求将它暂存在她公馆过夜——他第二天才能送回天津，而放在她这里，远比带回珠宝市街更安全。

那晚，黄蕙兰把翠椒藏在卧室，却整夜辗转难眠。

天快亮时，她梦见了父亲。醒来后，她感到父亲是愿意让她买下这枚翠椒的——如果他在世，一定会买给她。

她想起这些年来父亲给她的零用钱，给得慷慨，她也用得节省，积攒下来已差不多有一百万元。

第二天老德来取翠椒时，黄蕙兰将全部私房钱交给他，请他转告溥仪：这是她所能出的最高价格。

想再找一个出价比她更高的买主，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她父亲从前常用的策略——摆在眼前的现金，往往令人难以抗拒。

果然，溥仪接受了这个价格，黄蕙兰最终得到了这枚传奇的翡翠青椒。

在上海这片繁华之地，维克多·沙逊爵士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他的哥哥赫克特·沙逊在香港地位显赫，在黄蕙兰眼中，为人要比维克多正派许多。

维克多坐拥印度带来的巨额财富，在香港置办了包括格罗斯文拿大楼在内的多处房产——后来黄蕙兰的姐姐和母亲就曾居住于此，还拥有新潮的国泰大饭店。

他常乘坐劳斯莱斯轿车出入各种场合，身边总围绕着上海滩最耀眼的中外名媛。

不过黄蕙兰听说，这不过是刻意营造的排场：因腿部需要支架支撑，他早已失去了纵情享乐的能力。

尽管如此，他依然维持着风流倜傥的形象。每周日举办的盛大招待会被视为社交界最重要的活动，所有名流都必须到场。

黄蕙兰很少出席这些场合，她看不上这位爵士的为人。在她看来，维克多举止粗鲁，缺乏君子风度——这个看法在她姐姐黄琮兰来到中国后得到了印证。

当年，受妹妹影响，黄琮兰也开始收藏翡翠，买下了一串精美的翡翠项链。

有一次，维克多邀请她鉴赏自己的两串翡翠项链，当黄琮兰取下项链进行比较后，他竟仔细清点了自己那两串的珠子数量，唯恐被她调换。

对翡翠的共同热爱，成了维克多与黄蕙兰之间唯一的交集。

偶尔在宴会上相遇时，翡翠总是他们的话题。他总爱夸口说，只要市场出现顶级翡翠，他都有优先购买权。

一晚，在欢迎威灵敦勋爵的宴会上，维克多隔着餐桌向黄蕙兰大声说：“我得到一件翡翠，定会让你嫉妒得脸发绿。”

随即挑衅道：“敢和我比试吗？”

黄蕙兰从容微笑：“我们就小小地赌一千元如何？”

尽管维克多十分富有——虽然不及她的父亲，但远超在座众人——黄蕙兰料定他不愿冒险。

当她提议将赌注交给威灵敦勋爵保管时，他已无路可退。

两人约定改日再会，由威灵敦勋爵担任公证，一决高下。

再次见面时，维克多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的翡翠——一颗比黄蕙兰的翠椒稍大、状如鸽蛋的翡翠，可惜一端带着明显的淡白瑕疵。

当黄蕙兰亮出她那通体碧绿的翡翠青椒时，他倒吸一口凉气，心甘情愿地认输。

后来听说他四处搜寻能与之媲美的翡翠，但黄蕙兰怀疑世上是否还能找到第二件。

之后，黄蕙兰将翠椒带到巴黎卡蒂埃珠宝店，与一颗25克拉的钻石镶嵌成胸链。

路易·卡蒂埃对这件翡翠爱不释手，制作期间甚至不许任何人进入工作室。他称这件作品是无价之宝，无法为其投保。

这件珍宝成了黄蕙兰的最爱。

每个见到胸链的人都会忽略那颗硕大的钻石，目光完全被翠椒吸引。

它曾为慈善募捐在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馆展出，是她所有珠宝中的魁首。

当她在纽约遭遇盗窃时，幸而这件珍宝正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此后她很少取出它，只是偶尔去保险库看看。

有人问她为何还要保留，她原本打算传给儿子，让这件珍宝永远留在顾家。

但见多了家庭因争夺遗产而反目的例子后，她改变了主意——或许应该将其出售，将所得分给孩子们。

在那次翡翠比试之后数年，顾维钧被任命为驻法大使，委托黄蕙兰回国为新设立的大使馆采办家具与陈设。这份重任，无疑是对她品味与能力的极大信任。

然而，维克多·沙逊以其一贯自我中心的性格，总喜欢听信那些符合他偏见的流言。

1937年前后，确实有几位中国外交官抛弃发妻——他们子女的亲生母亲，在驻外使馆另结新欢。这种风气引起了广泛议论，孔祥熙和蒋介石得知后也深表不满。

社交圈甚至流传着“新夫人运动”的戏称，调侃这一现象。

当年，黄蕙兰乘飞机抵达香港后，转搭英国半岛公司的轮船返回上海。

维克多·沙逊恰好在同一艘船上。

见到黄蕙兰独自旅行，他大概以为她已被某个情妇排挤、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因此整个航程中竟不屑与她交谈——这倒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船抵上海时，他的私人汽艇前来接应。

按照最基本的礼节，他本应邀请一位同船的女士搭乘他的汽艇上岸，但他刻意避开了黄蕙兰。

然而，他随后被告知需要等待市长的汽艇先接走一位重要乘客。

这一幕让黄蕙兰心中暗喜——原来她正是那位乘客：上海市长特地派了他的专用汽艇来接她。

后来，赫克特·沙逊与黄蕙兰的一位年长的意大利女友结婚。

他用无数钻石珍珠将妻子装扮起来，其中有些珍珠竟有鸡蛋般大小。

这位夫人随他回到香港后，成了当地社交界的女王。

赫克特去世后，她成为一位富有的寡妇。

她告诉黄蕙兰，维克多·沙逊最终与他的护士结婚，这段婚姻在社交界并未被看好。

夫妇二人后来隐居于巴哈马群岛，不愿再与任何上海时期的旧识来往。

参考书籍：黄蕙兰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