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吴石至少有两次除掉谷正文的机会，可他为什么没有动手？

提起吴石和谷正文，稍微了解台湾潜伏史的人都清楚——一个是拿命给大陆传防务情报的“密使一号”，一个是双手沾着地下党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头。总有人说吴石有两次机会除掉谷正文，可翻遍能查到的史料才明白，不是他“不想动”，是“动手”这事儿，从一开始就不在他的潜伏任务里，更不符合当时步步惊心的处境。

先得说清楚谷正文到底是个什么角色。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他在“国防部保密局”（后来改成“情报局”）当行动组组长，专门干抓地下党、拆情报网的脏活，手段特别狠。后来吴石、朱枫他们暴露，就是谷正文带队抓的人，审讯时的酷刑也是他主导的。而吴石1949年去台湾时，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手里看着有权，能接触到一些特务机关的动向，但他真正的活儿是偷摸收集台湾的防御地图、驻军分布这些关键情报，不是去杀哪个特务头头。

先看大家说的“第一次机会”——有说法称1950年初，吴石在一次军政会议散场后碰到谷正文，身边跟着警卫，能借“拥挤时的意外”动手。可查当时的档案就知道，吴石身边的警卫根本不是自己人，是国民党专门派来盯着他的，他每天见了谁、说了什么，转头就会被汇报给保密局。真要在人多的地方搞“意外”，先不说能不能真伤到谷正文，只要有一点动静，特务立马就能把他扣下来，到时候不光他自己活不成，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都会被连根拔起，之前费尽心机收集的那些情报也全白费了，这根本不是一个成熟潜伏者会做的选择。

再看所谓的“第二次机会”——还有人说吴石通过早年的老部下，联系上了能接近谷正文的人，可最后没下命令。但从当时中共地下党的策略来看，暗杀从来就不是首选。1950年的台湾，“白色恐怖”已经铺得很开，特务机关本来就想找借口大肆搜捕，要是谷正文突然没了，他们肯定会借着“追查凶手”的由头，把怀疑对象全抓起来，到时候更多无辜的进步人士、甚至只是跟地下党有过点头之交的人，都会遭殃。吴石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价值不是除掉一个特务，是把台湾的防务情况送回大陆，为解放台湾铺路，这比逞一时之快重要得多。

更关键的是，吴石的身份决定了他连跟人多说一句话都得提防。他是国民党高层，家里的电话早被监听了，出门不管是去军部还是买菜，身后总有尾巴跟着。1950年2月他跟朱枫交接情报时，都是借着逛公园、在菜市场假装问菜价的机会，三言两语就分开，连多余的眼神都不敢有。要是真要计划除掉谷正文，得联络人手、踩点、制定方案，这些动作只要有一点破绽，就会被特务抓着把柄，之前的潜伏工作全得泡汤。后来台湾解密的“吴石案”卷宗里，也没提到任何跟“暗杀计划”相关的记录，他在审讯时只说“我是为国家传讯，没什么好交代的”，从头到尾没提过要对谷正文动手。

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谷正文那时候在特务机关里根本不算最高层，上面还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管着。就算真把谷正文除掉了，国民党立马会派另一个人来接他的活，该抓地下党还是抓，该搞镇压还是搞，根本改变不了大环境。从吴石给大陆传递的情报备注、还有和地下党同志的零星记录里能看出来，他始终觉得“敌特体系严密，除一人无益，保情报为要”——他看得太透了，只有把实实在在的防务情报送回去，才是真的帮上忙，杀一个特务头头，不过是解一时之气，反而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1950年3月，因为蔡孝乾叛变，吴石被捕了，主审他的就是谷正文。不管谷正文用了多少酷刑，吴石没泄露半个字关于情报网的事，直到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他都没提过任何“动手”的念头。后来大陆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给家人写的最后一封信里，只写了“国事为重，勿念吾身”八个字，字里行间全是对情报任务的牵挂，没有一点个人恩怨的执念。

现在再回头想“吴石为啥没除谷正文”，答案其实很明白：不是没机会，是他作为潜伏者，始终保持着最清醒的判断——他的使命是“传情报、助解放”，不是“报私仇、除个人”。在当时那种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的环境里，任何冲动的行动都可能毁掉所有努力，他选择把风险自己扛着，把情报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担当。那些“没动手”的传闻，反而弱化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的专业和冷静，倒不如回到史实本身，看看他到底为国家留下了多少珍贵的情报，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