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出租车》的复仇困境

　　《模范出租车》看似是一部现代社会的复仇剧，其实骨子里仍是武侠片。换个时空，几位司机、黑客、技师，就是江湖里刀光剑影的侠客。只是这次，他们换了外衣，用的是汽车、电脑和监控器。观众在弹幕里对韩国的司法制度冷嘲热讽，仿佛片中那一地鸡毛便是制度的缩影。我觉得大可不必。电视剧终究是电视剧，把它当成现实的铁证，未免荒唐。尤其是结尾那位检察长辞职，承认制度不完美，还请求年轻检察官留下来，这种安排在国内电视上怕是绝无可能。因为它弱化了执法部门的完美性，却凸显了人的局限——这种承认，在某些地方是难以被容忍的。

　　现代社会所谓的“正义”，是建立在程序和证据之上的。可剧里的复仇小组，却像一群义军，他们的正义来源于人类最本能的情感——痛恨恶人，渴望报复。观众有了上帝视角，自然乐得拍手叫好，因为每个被惩治的罪犯都“该死”。于是，这群帅哥美女就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法律所不能触及的部分，交由他们去完成，满足了观众的畅快感。

　　有人说，如果韩国保留死刑，这些恶人就不会再出来害人。话虽粗，却也直白。但同样地，若有死刑，那位在女高中生奸杀案里被逼供的人，怕是只能在坟墓里等检察官的道歉。死刑能让恶人死绝，也能让冤魂更彻底。这正是制度的两难之处。

　　电视剧里所涉及的社会问题——非法用工、器官买卖、校园霸凌、性侵杀人、集资诈骗——个个都是现实中的旧伤口。复仇小组以出租车公司为掩护，分工精细：有人筹钱，有人动手，有人操控网络，有人改装车辆。这种庞大的“公司化复仇”，若没有一丝正义的热血，怕是也难以维持。但若仅仅如此，剧情便成了神剧，所以编剧放进了女检察官这一条线，让她像一根刺，不断戳破复仇者的遮羞布。观众因此讨厌她，因为她总和主角过不去，可正是这种“不合群”，提醒我们复仇的代价。

　　剧中的检察院查复仇小组永远比查恶人卖力，和老百姓的感受倒真不谋而合：常常是对权力机关的“不信”，对恶人的“无奈”。当女检察官苦苦没有证据时，弹幕里响起一片：“要什么证据？直接抓！”这是典型的上帝视角下的冲动。可别忘了，《大宋提刑官》里，宋慈的父亲因为判错案而自尽。那便是私设法庭的可怕之处。观众在虚拟里拍手叫好，可真落到现实里，谁能保证自己不会被错惩？

　　几个复仇故事，其实都在讨论一个古老的难题：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矛盾。没人能保证绝对的结果正义，所以人类才退而求其次，制定一整套繁琐的程序，尽量接近真相。可是人是有情感的，当面对滔天恶行时，冷冰冰的程序总显得迟缓。于是人们心底常常冒出一个念头：恶人就该恶报，该快刀斩乱麻。这便是复仇的诱惑。

　　女检察官在同事被害后，情感天平终于倾斜，开始理解复仇者的痛苦。这个转折，让她从冰冷的程序，走向炽热的情绪。但编剧在这里的处理，却削弱了锋芒。若她始终坚持立场，或复仇者真的错惩一人，艺术的质感才会更深。因为复仇并不完美，它可能错杀，也可能过度。你欠我钱，我觉得你该死——这种情绪人人可能有。可情绪不能代替法律。正义若任人解释，便人人都有自己的“正义”，而这世间就再无正义。

　　可惜编剧还是设了闭环。所有案件，最终都有证据支撑，复仇者从不失手。观众在上帝视角里被保护得很好，看不到复仇的阴影。若有一案，他们复仇错人，或误杀无辜，那才真正触及人性的深渊。遗憾的是，电视剧不敢往那去。

　　所以，复仇的爽快感，其实是艺术上的偷懒。真正的困境，是在正义与偏见之间徘徊。证据不透明，程序不公正，便是滋生复仇的温床。人们并不是天然渴望私刑，而是因为冤屈无处伸，愤怒无处安放，才会幻想出一个“出租车公司”来替天行道。

　　这并非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任何权力，哪怕披上民主的外衣，也难免变质。紧箍咒失效，神佛也成妖。韩国如此，中国亦然。司法若不透明，监督若不给力，媒体若失声，那么冤魂遍地，复仇者便会应运而生。即使没有“模范出租车”，也会有孤注一掷的个体，化身复仇的狂魔。

　　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鼓吹侠义，而在于让法律变得可信。程序虽慢，却是人类能想到的最稳妥的办法。只有让证据说话，让权力受控，让媒体自由，人们才不必寄托于虚构的复仇。否则，《模范出租车》只是替我们做了一场白日梦，醒来之后，社会依旧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