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六月夜,潢光小镇」 “滕排长,你被点名去师部报到!”值星兵推开门低声喊。滕海清翻身而起,心头却悬着:连里刚打完硬仗,怎么突然要换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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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海清1910年生于安徽霍山山区。早年放牛、挑柴,穷苦没能把他的好奇心浇灭。读私塾时,他常追问先生:“何为太平?”先生只摇头。少年滕海清于是认定,只有闯出去才能找答案。十六岁那年,他留下一封信蹑手蹑脚离村,靠给店铺送货混口饭吃,也第一次听到“红军”二字。
1929年春,红军在大别山一带打土豪、分田地,许多赤膊农民首次摸到自己的口粮。滕海清在霍山目睹这一幕,心里像被火烫了一下:原来太平不是等来的,是打出来的。没多久,他找到地方游击队,咬牙签下名字——自此正式穿上灰布军装。
短短两年,他从勤务兵熬成通信班长。腿快、心细,又敢钻火线,师部看在眼里。可真刀真枪的洗礼来得更快:1931年冬,川山阻击战,滕海清带八人班顶住敌团正面,打到子弹见底还往前冲。回到阵地,班里只剩四个人。他擦掉脸上尘土,闷声说:“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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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八里庄夜袭,滕海清凭一只信号枪指引三个连摸进敌营,端掉暗堡,名字被写进通令。战士间私下议论:“小滕眼里有股狠劲。”殊不知,狠劲背后是更深的倔强——哪怕半盏茶工夫,他也想着再学一页《条例》。
然而命运并不只递勋章。1932年春,鄂豫皖突围,敌军密集炮火把他掀翻,左眼几乎炸盲,右臂穿孔。按规定,营级以下重伤员可就地转移静养。护士塞给他十块银元,他却把钱揣回口袋,拄着树枝一步步追主力。野战医院门口,他对院长憨笑:“排长没到位,哪敢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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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倪志亮正好路过,故意板起脸:“眼睛都花了还想打仗?”转身又交代,“重点救治。”这一次,滕海清倒在担架上,却记下了另一件事——通信队缺教导员,自己如果好些,还能撑得上。
一个月后,他捂着未痊愈的手臂回到队列,官阶已是第五连连长。连里大多是山里子弟,跟他一个腔调:能吃苦,也爱琢磨。滕海清一面抓操练,一面把缴获的《三角测量》翻来覆去研究,擂台上能打,地图上也要“打”。连队战绩很快爬到全团前列。
苏家阜一仗胜利后,追敌到璞塔镇缴来两匹红棕战马。战士把缰绳递给连长,他半开玩笑地骑上,“总得学会骑吧,省得见了长官连个坐骑都没有。”偏偏这幕被倪志亮和政委甘济撞见。师长佯装认真:“小子,连马都敢私吞?”滕海清脸刷地通红,连连解释。倪志亮爽朗大笑,倒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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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没过几天,调令就来了:五连连长滕海清升任师部独立通信排排长。纸面看,连变排,是降职。滕海清蹙眉,肩头像被针扎。他在路上琢磨:难道真因那两匹马?
走进师部,场景完全超出预料。整齐码放的电台、刚补充的新式步枪,以及三十多名精挑细选的老兵列队等候。“以后,他们归你。”倪志亮指着队列,语气平静。滕海清这才明白:连是基层建制,排却处在核心枢纽,直接听令于师部。换句话说,他的实权不减反增。看着这群满脸横肉却眼神机警的汉子,他忍不住咧嘴——误会冰释,一颗心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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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排很快显出威力。漯河阻击战,正面部队缺弹告急,滕海清率排在暴雨中爬电线杆,把最后一条有线通路抢修通。倪志亮当场拍桌子:“排长顶半个营!”部下笑称:咱排长只有一只眼,却看得比谁都远。
抗战全面爆发后,滕海清随部队改编西进,仍守着电台与地图。有人劝他治残眼,他摆摆手:“多留一天在医院,就少送一天坐标。”1949年入驻成都时,他已是纵队副参谋长。只是几十年兵荒马乱,那枚炸伤他的弹片始终嵌在下颌,讲话略含混,年轻干部第一次见面总以为他口吃。老兵却清楚,排长在战场上从不拖泥带水,命令简短、清晰,分毫不差。
1988年授衔仪式上,老将军胸口挂起一级红星功勋章。面对闪光灯,他只说一句:“当年如果真被降职,也认;可幸亏那次没误会到底,不然耽误的就不仅是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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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冬,北京细雪如盐,滕海清悄然离世,享年八十八岁。通讯兵老李把那年师部名单翻出来,低声叹道:“排长一看我们就乐,全因为他知道,这帮人能干大事。”一句朴素的话,道尽了一名红军指挥员的眼界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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