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刻做出正确的抉择，白公馆看守班长杨钦典的自我救赎之路

1949年8月27日，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看守班长安文芳和杨钦典被特务头子陆景清招到戴公祠（原是抗战之初，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一座防空别墅，戴笠坠机毙命后这里就改名为戴公祠），向他们下达了蒋介石的“手令”：“处理”掉杨虎城将军一家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

对此，杨进兴和安文芳立即表示服从，而杨钦典则显得非常焦虑和抵触，但他也不敢宣之于口，因为他知道如若不执行，他会先死在陆景清的手里。

9月6日晚，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和两个仆人一共八人分乘三辆车被押解到戴公祠。此时，杨进兴、安文芳、熊祥、王少山、林永昌和杨钦典六人手持利刃分成两组，隐伏在楼上楼下的房间内。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先是刺死了杨虎城和杨拯中；杨进兴、安文芳又刺死了两名仆人；最后当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和杨拯坤被押进屋后，杨进兴、安文芳、王少山手持血淋淋的匕首迅速扑上去，将宋绮云、徐林侠和杨拯坤杀害，而杨钦典卡着宋振中的脖子，却犹豫着不敢下手。杨进兴见他如此“墨迹”，冲过去一把抓住宋振中，一刀扎进了宋振中肋下，将“小萝卜头”残忍杀害。

杨虎城和杨拯中、杨拯贵

宋振中、宋绮云和徐林侠

二十八年后的1977年，杨钦典在接受重庆市公安局的询问时是这样描述宋绮云和宋振中遇害的过程的：“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看守长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同样是杀人的刽子手，为什么杨钦典和杨进兴、安文芳之流大不相同，原来这个时候的杨钦典内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年31岁的杨钦典1918年出生在河南郾城县西周村（今属漯河，当年属于许昌），家中世代务农，1940年春杨钦典参军，投身胡宗南部，1944年所部划给军统，被改编为“交通警察队”，很快由于老家是许昌（民间传说蒋介石原名郑三发，是河南许昌市繁城镇附近郑庄人，因许昌闹灾荒，其母带着他逃荒到浙江奉化，后嫁给蒋肇聪，蒋介石也因此改姓蒋。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蒋介石的的确确对许昌籍的人另眼相看）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而被调入“中央警卫团”，担任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要人的警卫工作，1945年被调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担任看守班长。

一开始，杨钦典对这份差事是很满意的，因为在这里担任看守比在胡宗南军中的军饷要高一倍，而且这里关押的都是“反对党国”的政治犯，对他们严加看管又能向上峰邀功请赏，便于升迁，所以在刚就任看守班班长时，杨钦典对关押在里面的“犯人”也没什么好脸——

但很快，杨钦典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里的“犯人”从内到外都不像“上峰”所说的那样穷凶极恶，虽然一个个破衣烂衫，但都非常有教养，彼此之间即便命悬一线，都还互相照顾，对他这个看守也很礼貌。人心都是肉长的，除非像杨进兴、徐贵林那样毫无人性、完全以杀人、折磨人为乐的恶魔，别的只要是个人都知道将心比心。因此杨钦典对这些“犯人”的态度也不像之前那样冷脸，对他们也开始以礼相待，平时见面也主动打起了招呼。

杨钦典的态度微妙的转变被陈然（被捕前系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特支书记）和罗广斌（被捕前是秀山县理化教师）的注意，认为他良心未泯，可以争取。于是经过商议，让罗广斌出面（因为罗广斌有个手握重兵的哥哥罗广文，因此他自从被捕后在白公馆监狱内地位比较超然，特务们也不怎么敢对他动刑）主动接触杨钦典，通过交谈伺机向他宣传革命思想。聊熟络后陈然加入，向杨钦典介绍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

陈然

罗广斌

当某天的交谈中，陈然告诉杨钦典：“只要全国解放了，就能够消灭地主官僚，到那个时候，农民有地可种，工人能受保护”，杨钦典大为触动——

随后，杨钦典还目睹了几次特务对陈然的拷打和对罗广斌的逼迫。面对酷刑，陈然一口咬定《挺进报》上的内容都是他自己编的，也是他自己印的，反正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把负责拷打的杨进兴气得半死，但却无可奈何。面对“只要认罪，就把你释放交给你哥哥罗广文”的逼迫，罗广斌大义凛然的表示自己没有罪，无罪可认，罗广文是罗广文，罗广斌是罗广斌。两人无惧的表现让杨钦典打心底里是佩服的。

白公馆监狱的刑具

受感动的杨钦典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这些共产党人提供方便，先是延长“放风”时间，改善伙食，提供额外的药品，慢慢就发展成为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

在目睹宋绮云一家惨死，杨钦典就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中，尤其是宋绮云在临死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更是让杨钦典见识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对死亡是如此的无畏和视死如归。对此，陈然安慰杨钦典：“不用自责，革命注定有牺牲，应该被惩罚的是那些下命令的人。”

1949年10月5日，杨钦典如同往常一样巡逻到关押罗广斌的牢房门口，罗广斌叫住了他：“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

杨钦典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你不要命啦！”

罗广斌毫不所动：“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

10月28日，陈然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杨钦典从去观刑的特务处得知：陈然在刑场上横眉冷对，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真是“慷慨悲歌之士”。

1949年11月27日晚10时，渣滓洞监狱所长徐贵林奉命对关押在渣滓洞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杨进兴也奉命对关押在白公馆的四十多名共产党员开展屠杀，在最后时刻，罗广斌对杨钦典说：“老杨，要赶紧拿定主意，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晚了！”

11.27大屠杀

杨进兴

杨钦典此时还在犹豫，表示：“我可以放掉你们，但是杨进兴他们肯定会要我的命。再说，重庆解放后，共产党和解放军会饶了我吗？”

罗广斌立即表示：“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这些被你放出去的人可以为你作证并承诺：一、保证不让解放军杀你；二、证明你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工作，功大于过，争取让政府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共产党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杨钦典听罢，立即去楼上自己的宿舍里提来一把锤子，然后将锤子和自己身上的钥匙交给罗广斌并叮嘱：“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儿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往后山跑。”

然后，杨钦典故意告诉白公馆的留守军警：“共军进城了。”

原本已经是惊弓之鸟的这些军警立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而罗广斌等十九人则趁机逃出白公馆监狱，成为为数不多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幸存者中最多的一批。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军开进重庆，重庆宣告解放。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随之成立，刘明辉就任第一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刘明辉

12月1日，杨钦典跟着罗广斌来到重庆市公安局自首，在罗广斌等幸存者的证实下，重庆市公安局认定杨钦典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不但对他的“历史反革命”既往不咎，还打算安排杨钦典作为留用人员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但是杨钦典以家乡分了土地，老母思念为由婉拒，因此刘明辉也没有强留，而是给他发了路费，让杨钦典回到老家当农民。

然而，1966年7月，WG开始后不久，当年被杨钦典放走的十九名白公馆监狱幸存者无一例外的全部被隔离审查，理由是“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杀掉了，为什么这十九个人能侥幸从监狱中逃出来？”

与此同时，重庆市公安局的“ZF派”也来到杨钦典的郾城周庄老家，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将杨钦典押解回重庆后逼迫他说罗广斌等十九人不是他放走的，而是叛变后受国民党安排在大陆潜伏的特务。而杨钦典不论造反派怎么拷打都坚持咬定：“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

ZF派见杨钦典如此油盐不进也没办法，只好判他有期徒刑二十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WG结束后，杨钦典先后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出了8封申诉信。同时，那些曾经被杨钦典放走、此时已经平反的同志也纷纷要求尽快释放“老杨”，至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撤销有期徒刑二十年的原判，杨钦典无罪释放。并且告知杨钦典，像他这样的有功之臣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生活补助，但被杨钦典婉拒。理由是“我有罪过，应该得到一些报应，不该享受，也没脸要补偿。”

从1988年开始，杨钦典作为历史见证者参与纪念革命烈士的活动。但是他很少提起自己曾经的“立功”，总说自己是个罪人，用余生来赎罪——

晚年的杨钦典

2006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来到郾城见杨钦典，此时的杨钦典已经88岁高龄，两人见面时杨钦典有点不敢面对杨瀚，始终表示自己有罪，眼睁睁的看着杨虎城和宋绮云一家被杀而无能为力。杨瀚则表示自己这次来不是寻仇的，他也知道杨钦典身处当时那个环境能做到自己没动手已经难能可贵，他这次来只是想从杨钦典这个当事人口中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临别时，杨瀚对杨钦典表示感谢，并祝他能活到110岁。

和杨虎城之孙杨瀚见面的杨钦典

然而，就在一年后的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病逝，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