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三十头白鲸的命运牵动了全球的目光!
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长拒绝了一项出口申请——尼亚加拉瀑布旁的Marineland海洋公园试图将这些白鲸出售给中国的长隆海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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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被驳回后,Marineland发出威胁:若得不到批准或财政援助,将做出“毁灭性的安乐死决定”。
这场关于白鲸去留的争议,背后是一个旧产业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必然衰落。
法律与伦理的抉择
加拿大政府的决定基于2019年生效的《终止圈养鲸豚法案》,该法案禁止以娱乐为目的圈养、繁殖或交易鲸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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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批准这项申请,就意味着让这些动物继续被囚禁、继续被用于表演”,这与“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免受剥削”的原则背道而驰。
随着事件在社交媒体发酵,部分自媒体将这一决定曲解为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海洋馆的歧视。
然而事实是,无论出口目的地是哪个国家,只要鲸豚最终用于表演,根据加拿大法律都会被拒批,这不是地缘政治问题,而是动物伦理与法律执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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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鲸困境从何而来
Marineland自1961年开始运营,至2018年园内仍有约4000只陆地和海洋动物。然而过去十多年间,这家海洋公园饱受争议。
2010年前后,《海豚湾》和《黑鲸》等纪录片让全球公众开始意识到海洋馆背后的动物苦难。
在加拿大,反对Marineland的呼声持续高涨,前雇员和动保组织多次举报其动物福利问题,包括白鲸皮肤感染、药物滥用、池水问题及不合理的单独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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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信任的流失导致游客数量从2010年的约90万人锐减至2019年的不足40万,赞助商纷纷撤资。
2019年《终止圈养鲸豚法案》的通过,给了Marineland致命一击。
法案设有“祖父条款”,允许当时已被圈养的个体继续被照料至自然死亡,但禁止新的繁殖、表演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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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拥有约50头白鲸、20头海豚和1头虎鲸的Marineland来说,这些曾经的“吸金资产”变成了“维护负担”。
随后的六年里,Marineland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动物福利问题不断,地块和设施被挂牌出售,圈养动物死亡率居高不下。
2019至2025年间,至少有19头白鲸和1头虎鲸死亡;2023年,园内最后一头虎鲸Kiska在经历了十几年孤独圈养后死亡,死前几个月还被观察到反复撞击池壁。

到2025年,Marineland宣布闭馆并挂牌出售,剩下的约30头白鲸成为烫手山芋,出口中国成了他们眼中的“止血方案”。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
《终止圈养鲸豚法案》通过后,加拿大并未立即关闭现有海洋馆,“祖父条款”的本意是给场馆过渡期,让已被圈养的鲸豚在相对稳定环境中善终。
然而,不同的海洋馆对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也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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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水族馆在感受到公众态度转变后,采取了主动转型策略:2017年,其运营方创建了专注于海洋保护的非营利组织Ocean Wise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次年,水族馆宣布终止鲸豚圈养项目,逐步完成了从娱乐场馆到科研机构的转型,这一选择使其获得了政府资助、企业捐赠与研究合作资金。
相比之下,Marineland继续依赖鲸豚表演和游乐设施维持客流,没有建立任何科研或教育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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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众信任耗尽、门票收入锐减,它既得不到政府财政支持,也没有企业愿意背书,最终走向崩溃。
两家机构的差异揭示了传统海洋馆产业的根本困境:当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拒绝转型的重资产、单收入模式注定难以为继。
白鲸的出路在何方
目前,这些白鲸仍留在Marineland园区内,由园方负责日常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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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它们有三条出路:转移到其他圈养场馆、野化放归、送往庇护所。但每条路径都面临实质性障碍。
转往其他圈养场馆在动物福利、法律和伦理层面都不可行,任何圈养池都无法满足白鲸的自然需求,而《终止圈养鲸豚法案》明确禁止以娱乐为目的的交易和展示。
野化放归同样几乎不可能,长期圈养的鲸豚失去了捕食能力、社群沟通技能,生理机能退化,还可能因药物依赖和杂交繁殖问题影响野生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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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所理论上是最佳选择,世界上首个白鲸庇护所——冰岛的Sea Life Trust Beluga Whale Sanctuary在2019年接收了两头来自上海长风海洋馆的白鲸。
然而,实际操作中暴露了诸多困难:严苛的气候条件、高昂的运营成本(每月约3.7万英镑)都使庇护所的运行充满挑战。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Whale Sanctuary Project吸取了冰岛经验,但最早也要到2026年才能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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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所是在为旧模式收尾,它的存在本身就在提醒:过去数十年野捕和圈养造成的后果,需要全社会以巨额成本来修复。
产业转型的必然
Marineland的崩塌向全球鲸豚圈养产业发出了明确信号:当公众态度和法律标准发生变化时,依赖圈养和表演的模式必然走向崩溃。
提前转型的成本远低于被动崩溃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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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1991年关闭了全部海豚馆;法国在2021年要求场馆改善圈养条件并逐步停止表演;美国加州的SeaWorld在2016年后禁止虎鲸繁殖,转向教育与科研展示。
庇护所不应被视为圈养鲸豚的终点,它只是为旧体系善后的过渡方案。
其真正使命是“最终不再被需要”——只有当没有新的鲸豚被捕捉、被繁殖、被交易,当最后一代圈养个体自然死亡,庇护所的使命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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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选择
在Marineland事件中,还有一个沉重的话题需要直面:如果经过独立、全面的动物福利评估,确认圈养造成的痛苦无法缓解,且所有庇护或转移方案均不可行,那么以无痛方式结束痛苦,可能是所有糟糕选项中对动物个体最不残忍的选择。
国际动物福利标准承认“安乐死作为最后选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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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决定必须建立在科学评估和伦理监督基础上,确保过程透明、独立、无商业动机,这与Marineland以安乐死为筹码施压政府和公众有本质区别。
加拿大政府拒绝出口申请,体现了社会价值观的进步:当产业利益与动物福利冲突时,可以通过立法和执法,终止一个已失去伦理正当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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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国的鲸豚圈养产业也是一个现实警示——行业应及早认清趋势,主动规划转型;主管部门需建立庇护与监管机制;公众则可通过消费选择与社会监督,推动伦理与法律的更新。
白鲸不是政治的牺牲品,而是海洋馆产业的牺牲品,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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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娱乐与教育仍以动物痛苦为代价时,或许我们都需要思考:这种娱乐,是否必要?这种教育,又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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