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人文学者、人文研究与社会参与

作者｜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北大陆扬教授写的一段话，很有共鸣。经他同意后转引如下：

“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家只要做好本职工作，也就是某种科学研究，他的使命在公众眼里就完成了。他不必对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不需要承担批评的风险，仿佛科学本身就是绝对的贡献，是绝对的善。但人文学者不同，人文学者如果不用其所学对人的世界提供意见，那这样的人文学者其实是残缺的，任何人文研究本身的价值都是很有限的，所谓有限就是其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兴趣的转移而获得全然不同的评价，真正推进社会的恰恰是那些瞬间的批评，但批评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又是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难以承受的。”

这段话提出了学者的学术活动与社会参与问题，虽然这段话着眼于人文学科，但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学科也有类似性质，属于同一范畴，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也是我近来教学中纠结的一个方面，也是近年来困惑和思索的一些问题。在这里记录一下我的感受。

我是于1980年代在英文文献背景下进入学术领域的。以今天的后现代批判思潮角度来看，那是冷战时期刀光剑影、美国国家和基金会积极干预学术界的时期。

然而，在我读研的专业化过程中，接受的观念一直是以创造知识、贡献学术知识为重。社会科学学者多以“科学研究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从这一角度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研究工作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学者也持有（或被持有）类似科学研究者的那种期待，“只要做好本职工作，也就是某种科学研究，他的使命在公众眼里就完成了。”

以对我的学术思想有重要影响的两位学者为例。马奇 (James G. March) 教授这样说道： “大学只是偶然的市场，本质上更应该是神殿—供奉知识和人类求知精神的神殿。在大学里，知识和学问之所以受到尊重，主要不是因为它们能够造福个人和社会，而是因为它们象征、承载并传递着有关人性的见解。” 他倡导学者要像古刹中的僧人那样，耐得住寂寞。他身在商学院，但公开反对培养公司咨询师的目标。我还记得，有次一位来访的学者很自豪地告诉马奇他在《哈佛商业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成就。他走后，马奇叹口气说，他没有认识到，那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迈耶（John W. Meyer）教授和我说起这样一段经历。他在欧洲一所大学访学时，临时借用的办公室门上有一个宣传画，上面写着“为改善社会而贡献知识”（knowledge for social well-being）。他说每次看到这幅画心中都不舒服：“我是为上帝而贡献知识的，不是为了改善社会。” 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思忖一下说道，这与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相关。的确，我们熟悉的那个说法，学术人的“calling”正是从宗教观念而来的。尽管迈耶生长于一个宗教色彩浓郁的家庭环境，但他早就走出了宗教信仰社区。他说的“上帝”，是指不带价值倾向的知识本身。

回头来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学者们带有各自的价值观念和立场。我们也看到，学术界也不断地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思路，包括今天我们熟悉的各种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换言之，学术界一方面受到时代背景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有内在的创新推动力，尽管这一动力在不同时点、不同领域差异颇大。

当然，我们也看到科学家们积极参与社会领域活动，如历史上的反核团体，当下的各种环保组织。但这些都是他们的“业余活动”，而不是其工作职责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参与了相关学术领域的活动，在担任行政职务时参与了跨学科的学术评审工作。我们将学术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者创造知识，后者则是应用这些知识到具体领域中。在讨论教授录用的会议上，大家特别区别“normal science” and “creative science”，尤其看重后者，即创造性研究工作。在我熟悉的学术圈子里，大多学者也是如此身体力行，我也深受其影响。

近些年来的阅读和观察，让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修订。陆扬写道， “任何人文研究本身的价值都是很有限的。所谓有限就是其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兴趣的转移而获得全然不同的评价。” 我很同意这个观察，这个说法也适合社会科学。我想借题发挥一下。

从知识社会学的思路来看，现实是社会中人们间互动所建构的，这一建构过程是共享意义的产生、扩散和延续的过程。而一旦“现实”被如此建构起来，则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动。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写道，印刷技术赋予语言新的固定性，从而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形成；那么，今天的话语平台则赋予各种象征符号的固定性，提供了建构现实的新的机制。

我以为，人文研究包括社科研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的构建，这些学术活动通过观点思想、分析概念、理论思路以及各种话语说辞和讨论，将流动中的生活过程暂时地凝固下来，给人们一个机会来解读和共享意义，从而构建成一个可以彼此交流的共同体和社会世界。随着生活过程的流动演变，这些研究成果和话语也在不断变化和流逝过程中，因此“其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获得全然不同的评价。”

从广义来说，各种学术成果都以不同方式来参与社会建构。一个作品可以在此时此地得到关注，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注意力和思想线索；而那些过去的作品和人物（如史学家钱穆、蒋廷黻）也在参与当下的话语和现实建构：他们是按照今人的眼光、解读和需要来参与其中的。

在当下的大转型时代，社会价值观念正在经历急剧变化：一方面，国家机器全力开动，锻造共同体；另一方面，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浪潮涌动，已有的评估系统或式微或边缘化。随着社会生活、技术、思潮诸多方面的节奏加快，各种社会媒介平台的涌现和迭代，人们参与和发声的方式和渠道不断变化，给各种声音提供了前所未有又不时变动的机，特别青睐于迅速适应这些变化的时代“弄潮儿”。于是，在这个五光十色、闪烁变幻的舞台上，鱼龙混杂、良莠参半、信息与噪音共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扬的说法切中要害：“真正推进社会的恰恰是那些瞬间的批评”。这是因为，那些“瞬间的批评”，在意义建构过程的重要关头提供了异质性信息和见解、参与和推动了相关的讨论，从而参与了共享意义的社会生产过程，影响了现实的建构。

这种“瞬间的批评”，不是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参与，而是及时的、积极地、恰到好处地参与社会话语活动，有效地推动社会良性运转。

如陆扬感叹的， “但批评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又是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难以承受的。” 以我个人经历为例。我注意到有些网络平台上传播的信息图片或视频引用我的话，但引号里面的文字却是凭空捏造的。本想发言澄清，但又恐会增加这些图片视频的“流量”，反而投其所好；而且实在没有精力来回应这些不断出现的不实之词。

更不用说，在无垠的社会媒介平台上，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风暴，包括那些粗暴的、低劣的、别有用心的，甚至是有组织的象征暴力，对当事人造成极大的身心损害 ……

于是，好心的朋友们相互关照：远离社会媒介、远离公共平台，不要发声，不要参与 ……

于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断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 ……

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勇于发声、积极参与的人文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尤其令人敬佩，因为他们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压力。

作为社会学者，我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共同体，可以降低公共参与的成本，降低“批评带来的风险和压力”？ 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个小的社区、朋友圈、职业团体的平台开始新的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