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科举时代的“差生”都去哪儿了？

来源：齐鲁晚报

在古代，科举考试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但成功者永远是极少数。当我们今天翻开史书，看到的多是状元、进士的风光故事，却很少看到那些考不上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当主流的成功之路走不通时，人们如何维持生计和尊严？那些考不上的读书人，最终都去了哪里？他们找到了怎样的出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研究员陆蓓容在新书《我在古代当考生》中，以明清的基本情况为背景，描绘了困在科举制度里的众生相。

《我在古代当考生》

陆蓓容 著

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

文｜陆蓓容

游幕教书，弄笔为生

差生到底都去了哪儿？失败者的心声其实也沉淀在历史的海洋中，只是比成功者的更隐蔽，也更零散。到了进士也要讲名次的时代，大家都难，而平民比士绅更难。乾隆五十一年（1786），杭州黄家有一个小孩，爱学习，肯努力，在府试中位居前列，眼见得就能考上秀才，却又落了空。有位何琪老先生写信给他叔叔说：孩子虽然志气可嘉，但是现在谋生为要，没必要把秀才的头巾当作人生追求。而且这顶头巾什么都证明不了，并不完全与你个人的能力相关。

有些人自己上了岸，转头对别人说岸上也不好走。何先生并非如此，他就没有参加考试，甚至受到荐举都决定放弃，终身布衣。但他能写诗，书法不坏，和金石篆刻家玩得很好，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像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却没能在科举道路上通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为数相当不少。城里人连块田地都没有，从正经史料上看，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怎样谋生。有些人似乎天天赏花饮酒，泛舟西湖，很少叹老伤贫，也没有怀才不遇的庸劣感慨，令人怀疑他们是否家境优渥，有房有钱，一看成功无望，就及时放过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解了。但是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得另外找方法，把漫长的一辈子混完。那究竟能干点什么呢？

一种循环是，当你拥有了秀才的资格，就去“菜场小学”里教新的小朋友考秀才。教育系统的自体循环简直像一个永远重复的关卡游戏。如果学问好一点，你还可以到官僚的幕府中去帮忙编书、校书、代笔写书，赚取薪水，但这需要积累一定的名声。否则，张三识字，李四也识字，凭什么请你不请他？

仍是乾嘉年间，扬州有一位饱学青年汪中先生，他家境极为贫寒，早年丧父，家中只有母亲与姐妹，住的房子连板壁都不完整。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到二十岁就成了秀才，以擅长骈文知名一时，但考不中乡试，家累又重，只好开始了颠沛的打工生涯，先后为太平知府、安徽学政、宁绍台道做幕僚。大家为了给他谋求一个职位，都伸出过援手，写过推荐信。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正在南京打工，江苏学政谢墉又将他荐为拔贡，从此解决了出身问题。可是汪先生的条件和境遇让他势难向上发展，仍旧为官僚和豪家服务，弄笔为生。

艰辛的童年与青年岁月深深影响了汪中的性情。探讨清代中期上升困难的读书人心态史，很难绕开他在南京写作的《经旧苑吊马守真文》。清代学人游幕是突出的文化现象，境由心造，欣于所遇者也不在少数。可是，对敏感多情而自尊心高的个体而言，看人眼色的痛苦实在太过于强烈了。

三教九流，事业有成

更多的读书人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无从获取被人注意的机会。入幕、教馆这样听来辛苦委屈的职业赛道，甚至很难对他们开放。当我们问考不上秀才还能干什么，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严肃史料很难提供完整而有效的答案，只能借助一些没有作者的集体创作来进行想象。

社会观念制造出了“三教九流”这样粗糙的分类。随着时代的发展，“九流”被戏曲小说家们演绎出了一丝贬义。究竟怎么排，各家版本不一，但差异并不很大。一种口诀说：“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堪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从读书人往下数，世上还有中医、风水师、画家、算命先生、宗教从业者、演艺家等工种。这些人都得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读写能力，可以看作“举子”队伍里的外溢人员。于是，这个清单也就能够说明“读不出书还能干什么”。

其实，令人唏嘘的历史现实还在后头：一方面，考试失败让你注定与“上层”无缘；另一方面，隐约被贬低着的九流之中，也出现了人们事实上能够接受的好工作。以我最熟悉的绘画行业而言，早期它曾是工匠的事业，倍遭歧视。到了明清，随着某些固定风格占据审美价值高地，文人卖画变得不再可耻。而且，社会稳定的时代，上升的几率固然变得稳定，世人对书画作品的需求倒也同样能保持稳定。如果在地方上画出成绩，日子更加好过，不用像秀才朋友们那样，要么在“菜场小学”里生熊孩子的气，要么在各大城市间飘荡，每隔几年换一个阔东家，写一本新书。

当卖艺成为稳定的生计模式，事业有成的画家会放弃出仕，失去官职的文人也会改业绘画。掰手指数一数，扬州八怪里就有不少例子。事业无成的画家怎么办呢？在过去，那就是倒卖文物古董、造古人的假、代今人的笔，多管齐下。你觉得这一切真是不上台面，怪不得遭人白眼，其实倒也不至于：从前，人们对艺术市场的道德尺度并不严格。

乾嘉年间，低层官员能够接受儿子学画画。平阳教谕卢镐对他的兄弟说，这毕竟不是坏事，总胜于游手好闲。但是必须读点书，将来好画那种符合文人趣味、“占据审美价值高地”的作品。高级官员竟然也能接受儿子学画画。伊秉绶进士出身，官至扬州知府。他曾给同乡好友吴贤湘写信，谈起儿子伊念曾，言道：这家伙要是再在家里混下去，眼看就是个写字画画的技师。希望你教他学点诗词文章，以后能为读书人的圈子服务，和他们交往，博一个士人身份。这两位爹都在为功名无望的孩子操心。原来，拼学业的道路一旦不通，做个有文化的画家，也早是家长们半推半就的选择。

中途退场，做想做的

吴兰修（1789—1839）是一位著名的粤籍学者，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嘉庆二十三年（1818），阮元莅任两广总督后，启动了《广东通志》的修纂工作，他受邀参与其中。当年冬日，他曾有一封信件寄给朋友。信上说：听说您今年乡试失败，深感遗憾。不知地方官员换届以后，如今您又在哪一家门下谋食？我去年从都城回乡，只谋到一个教官之职，并多添了个儿子，算是好消息。今年阮大人请我参与纂修方志，这是个耗时三年的大工程，最近两期进士都无法赴考，不过我也决定不再考了。书稿编完不久，大约可以轮到实缺，在地方上做个清贫简朴的教官，种种花，作作词曲，足以了此一生，不必千里跋涉，再赴都城。

人生的境遇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许多下过决心的人，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食言再赴春闱。吴兰修倒是真的没再北上。道光二年（1822），志书告竣，他就去信宜县做了教谕。道光六年（1826），他在广州负责学海堂与粤秀书院两家官办学校。以今天的模式类比，粤秀书院像一所重点中学，教授八股文、试帖诗等纯粹的考试科目，培养士子；而学海堂的教学设计走体制外路线，从经史文本出发，研究经典文献的本意，兼设专科，培养专门人才。看到这儿，我们忽然惊觉：原来古人也知道科举制度的不足之处，知道考试科目行之既久，早已完全程式化了，既不足以应付真实的社会需求，也无法催生真正的专精学问。以至于清中后期的有识之士，要从地方学校开始，重做教育界的“顶层设计”。

晚清举人沈树镛（1832—1873）官至内阁中书，自然在北京生活过。有一年，他在琉璃厂古玩店买到了顺治九年（1652）与十三年（1656）的进士题名录。这是一份宝贵的史料，曾为法式善旧藏，有洪亮吉、伊秉绶、翁方纲、阮元、王芑孙等乾嘉名人题跋。购得之后，有位官员前来求观，从早到午细细看了一遍，发表感言：这四百多位进士，除了几个人至今闻名，其余全部湮没在历史之中。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功绩建树，只是当年侥幸考得好而已。确实。徐葆光后来成名，也是因为当上了出使琉球的外交官，留下了重要的闻见实录。与他同科的状元、榜眼，如今已寥落无闻。

该做的事、能做的事与想做的事之间，往往不能重合，就看你如何取舍。卢镐致信宁波名士范永祺，安慰他考进士失败，说的是：你已经享受了书画清福，这才是流芳百世的事情。考试成败，只是“得失”，不必太放在心上。顾广圻考取秀才后就不再远征，沉迷研究宋元旧版书籍，成为中国文献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与黄丕烈曾是很好的朋友，一次读到宋版《六臣注文选》，欣喜无量，写信对黄先生抒发感想说：要是能衣食无忧，安安心心地校对几本古书，给后人留下善本该多好？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世上其他的一切都像浮云一样，对我毫不重要了。

功名之外，志趣人生

乾隆三十八年（1773），纪昀（1724—1805）以进士递升翰林院侍读，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在这之后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进士同年钱大昕，报告说：各地献书已送到馆，每天上班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累得要命，但是也快乐得无与伦比。因为，在这份工作中，我看到了海量的过去没见过的书！从这一本里抄出一篇，就能把那一本补全；拿两个版本互校一下，能发现不少出入。这几天，我亲力亲为地搬书，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知道你也爱书，非常渴望见面详谈，但是没有机会，只能先给你写个便简解解馋。

此时钱大昕也在北京朝廷工作，任詹事府少詹事，不久就外放广东学政，其间遭逢父丧，回家守孝，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他退休回乡时还不满五十岁，壮年以后主讲于钟山、娄东、紫阳书院，直至逝世。而年长他四岁的纪昀一直留在北京中枢，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于任上。

他们因科举制度而相遇，因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南北两隔，后来，又因为科举制度，有了奇妙的交集。还记得那位感慨“无途不挤”，劝友人家考生好好练字的嘉庆七年（1802）进士顾莼么？他出身苏州吴县，曾就学于紫阳书院，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而嘉庆七年会试，纪昀为正考官，成了顾莼的座师。

顾莼考上进士以后，去拜访过纪老师。纪昀听说顾莼曾受教于钱大昕，非常关切，感慨道：我俩当年同科出身，趣味相投，曾经以努力治学互相勉励。我广览博收，不主一家，你钱老师重在专精融汇，又早早辞官回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终于成了一代硕学。从前，清初的一代学者里，朱彝尊广博胜于顾炎武。可是今天看来，谁更优长还不好说呢！你如果有志于学问，应当参考我们俩的人生路径，早早作出选择。

这些话都出自顾莼在纪昀尺牍后边留下的题跋。今人也许很难想象，一位很快就要担任礼部尚书的高官，面对自己座下新考出来的进士，首先想到的是学问。自己公务缠身，能博而不能精，前同事恬退处素，倒有精力钻研困难的问题。细味此语，纪大人对钱先生仿佛隐隐有一丝艳羡。当着顾莼这样的后起之秀，他还负起一点儿身教的责任，鼓励下一代人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修学之路。至于当官，也许他们谈了，只是史料未载；也许按照当时的观念，这种命运主宰的事，尽心则已，不必多谈。

纪昀、钱大昕和顾莼的故事，让人觉得应当审视自己的境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事。许多差生确实已放弃进学，走上了其他的道路，饱尝辛苦。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不该苛责他们付出带血带泪的勤奋。其实，好学生赢到最后，也会发现已经没东西可赢，而且赢不能换来内心的充盈，反倒一不小心就会跌进空虚。

假如你是一个考生，迟早有一天，你会不再是一个考生。真正可爱的，到底是那些把它当成一项事务担荷过去，保持清醒，不自迷狂的人。

（本文摘选自《我在古代当考生》，内容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