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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付一夫
万众瞩目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终于落下帷幕。会议公报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针“十五五”期间的具体任务给出了详细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部分当中,特别提到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而在当前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深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二者结合的内在逻辑与科学内涵,并明确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价值。
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经济学内涵
在经济学语境当中,“投资于物”一般是指将资金资源投入实物资本形成的过程,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和生产性固定资产购置(如厂房、机器设备、技术装备等)。其本质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条件,属于“快变量”投资,具有回报直接、可量化、短期可见的特征。例如,新设备购置可立即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这类投资直接体现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
“投资于人”则是对应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指通过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投入,提升人的知识水平、技能素质、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作为“慢变量”投资,“投资于人”的回报具有间接性、长期性和非线性特征,比如员工技能培训可能需要数年才能转化为企业利润,但从长期来看却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外溢效应,并通过技术扩散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对立替代关系,而是经济系统中相互依存的两大核心要素。
从生产函数视角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揭示了资本(K)与劳动(L)对产出(Y)的共同贡献,而人力资本理论则是进一步将劳动分解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强调经过投资的高质量劳动(人力资本H)能显著提升资本边际收益率。当物质资本投入增加时,若人力资本未同步提升,便可能会出现“资本深化陷阱”——即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如自动化设备因操作人员技能不足而闲置;反之,若仅有人力资本积累而缺乏物质资本支撑,则会导致“能力闲置”,如高端人才因缺乏实验设备而无法开展创新研究等等。
从要素循环视角看,二者形成双向赋能的闭环:“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提供了物质基础,比如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教育医疗服务成本,先进设备为技能培训提供实践载体;而“投资于人”则为“投资于物”赋予效率与活力,高素质劳动者能更快掌握先进技术,从而提升物质资本使用效率,甚至推动物质资本的迭代升级。这种互补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尤为突出,数字基础设施(物的投资)与数字素养培育(人的投资)的同步推进,才能更好地推动数字生产力的稳步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无疑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的系统性优化,并且有助于发挥“硬设施”与“软实力”的协同发展效应,二者的短期回报与长期回报还能形成有效的互补,如此便可兼顾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基础设施投资可快速拉动当期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投资则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支撑长期经济增长,避免短期刺激后的增长断层。
不仅如此,二者的结合还有助于推动“物质发展”与“人的发展”兼顾,最终实现“惠民中发展、发展中惠民”的价值目标。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意义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除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以外,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制度创新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投资于物”能够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物质基础。先进的机器设备、实验设备、科研设施等物质资本,是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和科研机构对这些物质资本的投资,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研发环境和工具,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产生。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高速通信网络、便捷的交通体系等,能够促进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加快技术的扩散和应用,使技术创新成果能够更快地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投资于人”能够为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人才支撑。通过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能够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管理运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例如,高素质的科研人才能够开展前沿科学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能够优化企业的管理流程,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还能够提高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使劳动者能够更快地掌握新技术、新方法,适应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即从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向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转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够为其提供有力支撑。
“投资于物”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物质资本投资,能够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例如,在钢铁行业,通过引进先进的冶炼设备和环保设施,能够提高钢铁的生产效率,降低吨钢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生产出高强度、高韧性的特种钢材,满足高端制造业的需求,推动钢铁产业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投资于人”能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等特点,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加大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培养新兴产业所需的创新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能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例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需要制造业企业加大对信息化、智能化设备等物质资本的投资,同时也需要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如既懂制造业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两者的紧密结合,能够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促进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释放需求潜能,助力内需规模的扩大。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掣肘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海外各方面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客观上需要我国在提振内需方面进一步发力。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同样可以促进国内需求潜能的释放。
“投资于物”可以通过优化供给来支撑消费升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消费升级。这要求供给侧必须提供更优质、更多元、更绿色的产品和服务。对智能制造、智慧物流、5G网络、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物”的投资,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升级了的消费需求,它既降低了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也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如线上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家居等等。
“投资于人”则是可以直接创造有效需求。投资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虽然看似是“消费性”支出,但实质上是着眼于形成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福祉的“发展性”投资。一个拥有稳定收入、健全社保、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国民,才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特别是通过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覆盖面,能够显著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释放出巨大的边际消费倾向,为国内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以“投资于物”来创造和满足升级的消费需求,以“投资于人”来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两者共同作用就能打通内循环的“任督二脉”。如此不仅能为国内企业提供广阔的试错和成长空间,还能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韧性和话语权,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四,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还注重社会公平,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够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从“投资于物”的角度来看,对基础设施的均衡投资能够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如修建道路、桥梁、电力设施、通信网络等,能够改善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差距。
从“投资于人”的角度来看,公平的教育投资和培训投资能够缩小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为例,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保障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家庭子女、农村地区学生等,给予更多的教育扶持和帮助,能够让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缩小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
第五,应对风险挑战,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一个经济体的韧性至关重要。这种韧性既来自于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来自于团结一心、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群众。
“投资于物”有助于构建硬实力。例如,通过在关键产业链环节加大投资力度,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一系列冲击。而对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更是堪称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所在
“投资于人”能够凝聚软实力。一个国民素质高、社会凝聚力强、文化自信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更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投资于国民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法治观念和家国情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和组织效能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资源。国民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样是国家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最强底气。
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应对挑战的盾牌,高素质的国民则为国家铸造了开拓未来的利剑。两者结合,自然构成了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综合国力,这也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基于要素互补性形成的系统性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升级,破解传统增长瓶颈,构建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增强综合竞争力。这一模式既遵循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逻辑,又契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对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福祉提升具有全局性意义。
未来在实践层面,我们需把握三大关键方向: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入的同时,将财政支出更多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倾斜,形成“物的基础”与“人的核心”相互支撑的投入体系;二是强化政策协同,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衔接机制,如将职业培训与制造业升级需求精准匹配,使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形成合力;三是健全长效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避免短期利益驱动下的要素投入失衡。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科技竞争加剧等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唯有将物质基础筑牢与人才优势培育有机统一,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并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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