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早年生活对其思想的影响

文 | 彭靖，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讲座教授

邓浩，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民革市委办公室主任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出生于浙江绍兴，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历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为近代教育制度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过重大贡献。毛泽东在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在上海设立有蔡元培故居。但是，蔡元培早年生活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问题。

2023年8月，笔者主编《邓嗣禹文集》（八卷本）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卷中有著名历史学家、美籍华人学者，外祖父邓嗣禹撰写的一篇《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文章中披露了蔡元培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事迹，对于研究蔡元培早年生活，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现将相关内容记述如下，以示对他的纪念。

不做翰林，投身教育

17岁时，蔡元培考中秀才。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参加殿试，被录取第二甲第34名，24岁时考中进士，后补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升为翰林院编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厚的根底。

翁同龢曾是蔡元培殿试时的阅卷官，他在日记中评价到：“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与同时代人相比，蔡元培是幸运的，因其才学为考官赏识，而顺利通过科举考试，成功跻身士大夫群体。从而得以有机会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个人的影响力，实现其理想与抱负。

蔡元培殿试试卷（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收藏）

如果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完全可以养尊处优，熟读经史，弄点文墨，惟命是从。而蔡元培却以生病为由，请假南归。返回绍兴之后，另起炉灶。对于蔡元培不做翰林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因为他同情戊戌变法运动，故弃职返回原籍绍兴。对此，邓嗣禹在查阅史料后，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记述道：京官之同情维新者颇不乏人，何必拋弃铁饭碗？也许是蔡先生骨节高昂，不愿折腰。但蔡先生较我们所设想者，有更强硬的气节，他胆敢骂领导他的清朝大臣徐桐。据甘簃在《睇向斋逞臆谈》中记载：

元培入翰林，尝于同官酬酢间，诋贵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满”之论，声至激烈：语闻于掌院学士（徐桐），面斥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文中所述徐桐（1820年-1900年），户部尚书徐泽醇之子，清朝大臣。晚清理学家，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汉军正蓝旗人，道光年间进士。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检讨，实录馆协修等职。在这种主持翰林院的人手下作为翰林，蔡元培的心情自然很不舒畅。

《睇向斋逞臆谈》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近代史料笔记。作者为陈灨一(1882-?),字甘簃,自署名睇向斋主、旁观客等,江西新城人。其先祖、叔祖分别为道光及道、咸两朝大员。其本人于民国初年，曾经在袁世凯幕府中办理文案,后又在奉系张学良幕府作为“机要秘书”多年，了解许多政坛内幕。

本文原刊于作者自办的杂志《青鹤》半月刊，主要记民国初年政界要人，如熊希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钱能训等人轶事及政治活动。可作为写实性的民国初年官场外史来读,其中亦有不少可资治史者采撷之史料。2007年,中华书局将该书与作者其他二种著作《睇向斋秘录》、《睇向斋谈往》合为一书,名为《睇向斋秘录(附二种)》,收入《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由杜春和整理,全文改用简体字出版。

邓嗣禹在文章中总结道：蔡元培“痛定思痛，他觉得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由于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谭嗣同等人，缺乏群众基础，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多由于此。所以，他决定从教育人手，训练一批新青年。”

从1898年到1902年，蔡元培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特班（上海交大前身）任总教习。在南洋公学毕业生中，曾经培养出的高才生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人。“蔡先生因材施教，让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每月作长文一篇，发挥意见，总教习亲自批改。评语中常灌输民权思想。”他在南洋公学同事，吴稚晖在《蔡先生的志愿》一文中，曾经评论说：“孑民唯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

在此期间，作为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还曾组织成立爱国学社。学社的主要活动是宣传革命，“提倡军国民主义，大家要去当兵，成为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教职员每月要去张园演说一次，宣传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内容。因此，参加爱国学社的人越来越多。读者所熟知的人，有《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章士钊和章太炎等人。

蔡先生写过一篇《释仇满》，大意云：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亦已为汉族所淘汰。吾国一皆汉族，满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间而杀之，但不必如邹容《革命军》所云“杀尽胡人”。这也成为后来他执掌北大之后，兼容并蓄的思想基础。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为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汉译名著，启迪后人

早在1902年，在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时，蔡元培就涉足了翻译领域，主持西方文化典籍的编辑和翻译工作。1903年，译著《哲学要领》问世，这是蔡元培从事翻译的处女作。1906年，《妖怪学讲义》（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由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所著，他用哲学认识论、文化心理学及民俗学等方式，解读了当时日本流行已久的各种社会现象，是一部破除封建迷信的重要专著。蔡元培将这部哲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促进了西方哲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中国之有西洋哲学”第一个时代的代表。

井上圆了（1859-1919）是日本文学博士，日本佛教哲学家、教育家。他站在打破迷信的立场上研究妖怪，被称为妖怪博士。随后，他设立了东洋大学的前身——哲学馆，其功绩显著。邓嗣禹在文章中论述，蔡元培后来出版的《伦理学讲义》，似受其影响。

1909年，蔡元培又将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翻译成中文，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修身课教材。这本《伦理学原理》曾经对于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在这本10万字的书上，毛泽东用红黑两色笔画了大量圈点、单杠、双杠和三角等符号，批注多达317处之多，约有1万余字。这些批注内容，绝大多数批注是结合书中的内容，论述与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解读，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赏和章节提要。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在《邓嗣禹回忆录与学术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25年）也有详细的介绍。

比如，对于《伦理学原理》在二元论方面的表述，毛泽东在旁边写道：“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他认为，事物的发生有的来源于自然物质，有的来源于人为，而且它们可以共生共存。

关于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道：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 “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发现宇宙和人生之“奇境”。

20年后，1937年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时，曾有这样表述：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对他的影响之深远。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二十世纪初开始，蔡元培曾数次赴德国、法国留学和考察，对西方的哲学、美学、教育、文明史等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和探究，为他后来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体制，奠定良好的思想与理论基础。1907年他赴德国留学，接受进化论观点，主张教育救国。在他回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即是他年轻时奠定基础之展示。1928年，他又执掌国立中央研究院。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任状”

1920年12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在蔡元培多次出国经历中,这一次是纯粹的学术考察。在九个月时间里,他足迹遍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十多个国家，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将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融会贯通。蔡元培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想要进步，一定要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并努力发展本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台湾著名史学家沈云龙在《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一书中，曾经评论道：蔡先生对中外古今的文化，讲消化，不守旧，不盲从，择其善者而采纳之，故能融化中西新旧于一炉。他是一贯的左与新，绝不因年龄与地位而改变。从清末至民国，他的思想总是一贯的，而且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初年，他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都表示兴趣，做过宣传。

邓嗣禹在这篇文章中，总结蔡元培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孑民先生具有智、仁、勇三德。在智的方面，他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学者，在短期内，能学会日、德、法、英文，做过教育总长后，仍能去德国上课，世所罕见。他能容纳异己，目光远大，择人之长而舍其短。他执教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智莫办。

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令人感动他的帮助，朋友、学生为政治受刑狱之苦楚，他必尽量援助；使之出狱。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

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学士之前敢公开批评朝政，非勇不可。他终身没有离开思想斗争的阵地。他为破除迷信而斗争，为推翻清朝专制而斗争，为反对北洋军阀而斗争，为拥护民族自由而斗争，为民主宪政而斗争，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后，蔡孑民为保护人权而斗争，推行无党派、无国家、无善恶的三无主义，此更非勇不可。

1932年12月，蔡元培兼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主席。该会的会长是宋庆龄，会员包括杨铨（杏佛）、林语堂、鲁迅、邹韬奋等人。此会主要与突出的工作，就是设法营救陈独秀，电请释放许德珩，以及平津被捕的学生与工人。

1940年，蔡元培因病在香港逝世后，许多人称他是“学贯中西”、将中西文化融于一身的大师，推崇备至，其教育思想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