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问题
孙 华
摘要:蜀道在文化遗产的形态分类和功能分类中,分别属于线状遗产和交通遗产。它既是古代中国中心地区连接西南地区的重要纽带,也是通过缅甸前往印度的国际通道,还是宋明两代“茶马互市”政策下形成的茶马古道的主要路线,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近代川陕公路兴建后,蜀道作为国家交通要道的功能消失,只有山区部分路段保存下来。先前对蜀道的保护管理工作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现状信息还不掌握、研究基础有缺失、整体保护法规有待建设、保护管理机制尚不完善、保护方法和技术比较滞后、古道旅游利用的理论和实践还有待提高等问题。建议通过实施“考古中国:蜀道”项目,查明蜀道路网的现状信息,促进蜀道多学科研究,解决蜀道保护、管理和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问题;在考古研究和保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蜀道遗产的保存现状,基于蜀道遗产的性质和价值,针对保护、管理和利用存在的问题,推动整体保护蜀道专项法规的出台,建立统一的蜀道保管协调机制,探索蜀道文物保护的新模式,并提升交通线路遗产旅游的品质。
关键词:蜀道;线状遗产;交通遗产;古道
蜀道通常特指连接陕甘与川渝的秦蜀古道,或可作为秦蜀古道的简称。作为连接古代中国腹地与西南区域中心的国家道路,因其穿越了秦岭和巴山山地,跨越了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且曾经一度以古代中国最为艰险难行的官道而闻名。从考古资料看,蜀道的开辟年代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蜀道主线嘉陵道—金牛道沿线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地可以为证;从文献材料看,蜀道至迟在秦灭巴蜀前就多道并通,一直到民国年间近代公路开辟以后才废弃。在这长达三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蜀道经历了单线联系的商末至秦公时期、多线并用的秦汉至隋唐时期、以及仅保持主道通畅的宋元至明清时期三个时期,或者说经历了以栈道为特色的周秦至两宋时期,以碥道为特色的元至民国时期这两大时期①。由于蜀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有改线和优化的道路建设工程,这两个或三个时期的蜀道主线的有些路段前后不同,有的路段则长期沿用,不少地区保留了前后不同时期的蜀道遗存。蜀道路网有翻越秦岭的川陕北道四条(简称“北栈”),即嘉陵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翻越巴山的川陕南道三条(简称“南栈”),即金牛道、米仓道和洋巴道。此外,还有从川陕北道的嘉陵道向西,翻越陇山再折向古代国家首都的祁山道,以及从陇右地区通往四川西部腹地的阴平道②(图1)。在这些古道中,只有嘉陵道接连云栈再接金牛道这一条完整延续了所有发展时期,并始终是蜀道的主要干线。鉴于蜀道在整个中国古代交通路网和西南地区交通大动脉中的地位重要性,以及作为典型山地道路的工程复杂性和形式多样性,蜀道的历史研究和保护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家和学界关注。国家文物局已将蜀道列入了“考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项目。作为该项目牵头单位的四川省,还专门依托西华师范大学建立了蜀道研究院。目前蜀道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推进和发展。不过,在目前的蜀道研究中,对蜀道的特点与价值、蜀道的保护和管理、以及蜀道展示和利用的研究都才起步,需要进行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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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蜀道路网示意图(引自:邓阿莲.蜀道交通研究:以金牛道为核心[D].北京:北京大学,2024.)
一、蜀道的特点与多重价值
蜀道从遗产属性和类型来说,属于文化遗产的交通遗产或线状遗产(或称为“线路遗产”“遗产线路”“文化线路”)。前者是文化遗产功能分类体系的遗产类型,后者则是文化遗产形态分类的遗产类型。从功能意义上来说,蜀道至少具有三重意义,即国家道路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明时期重要国策“茶马互市”的主道,以及古代长安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东线(或称“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陆上南方丝绸之路”)的北段③,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一)蜀道是中国古代国家道路的典型代表
任何一个具有广大疆土的古代国家,国家的意志和治权能够在国土范围内实现,都需要建立点线结合的治理网络。点就是从国家首都到基层的建制城市或城村系统,线则是从国家首都向边远地区城市延伸的交通线路以及城市之间的横向交通线路。古代国家中心与边远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古代国家的运转和国家统一的维系,就是依靠这样的一张点线织成的网络,陆上和水上的交通线是国家行政运转的重要保障。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国内道路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纽带,其意义和价值应远高于丝绸之路之类的国际道路。事实上,中国古代国家的首都、地方中心城市、地方城市和基层村镇,都是由交通线联络起来,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体系,古代国家的治权就是沿着国家道路从首都延伸到国家其他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文化遗产的主要体系,就是由线状遗产串联点状遗产和遗产区域组成的网络,只是这个网络经过近代以来城市建设和公路建设的叠压和破坏,先前整体的网络已经被后来新的网络所取代,古代的网络已经支离破碎,只剩下局部点网尚存,而蜀道路网就是这些尚存点网的重要代表。蜀道是中国古代中心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也是西南地区国家陆上交通要道的最早开辟路段④,西南地区其他古代道路,如川滇东路、川滇西路、川藏古道等区域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都是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进行在蜀道基础上的继续延伸和不断完善。
众所周知,蜀道是一个包含了穿越秦岭的“北五道”和翻越巴山“南四道”的古代国家道路系统的子系统。它联系了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跨越了中国的南北气候分界线,所经秦巴山地的地形地貌极其复杂,因而道路种类也复杂多样。除了通常的道路桥梁外,还有碥道、栈道、槽道和隧道,各种道路类型全都具备(图2)。此外,还有现存唯一的上百公里的行道树——“翠云廊”⑤。蜀道这些交通线路的历史现象和保存现状,在全国都非常少见甚至是独一无二,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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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蜀道的道路类型示意(作者自绘)
(二)蜀道是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主要载体
蜀道不仅是一般的古代国家官道,它的某些路线和路段在特定时期还承载着国家专项物品的运输功能,因而被后人以专项物品名称作为这些道路的代称,“茶马古道”就是最广为人知的名称之一。只不过由于学界和公众的一些误解,茶马古道在一段时期内被张冠李戴,蜀道是最重要的茶马古道这个事实反而隐而不彰了⑥。
“茶马古道”是一个当代概念,它与“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一样,是以古代某交通线路的主要贸易物品为标志的文化交流路线的代名词,服务于当今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茶马古道有狭义和广义,狭义的茶马古道指近古时期的中国,主要是宋明两代基于“茶马互市”的国家战略开展的以农区之茶换牧区之马行为所利用的道路及相关设施的统称。这种将产茶区的茶叶集聚地与产马区的马匹集中地及茶马交换地联系起来的陆路和水路,包括路线两端的管理机构、制茶作坊、储茶仓库、马匹圈栏、交易场所以及沿线的码头、驿铺、马店、仓储等设施,就构成了茶马古道的基本内涵。狭义茶马古道的空间范围,就马匹来源来说,主要有西北和西南两个区域。茶马互市时期和互市区域内曾经用作茶马贸易的国家交通要道,实际上只有两条:第一条就是蜀道的主道,即金牛道—嘉陵道及其复线和支线,如陇蜀间的祁山道及嘉陵江和汉水的水道等。第二条是川康古道,也就是宋代四川成都或雅州(今四川雅安)至碉门(今天全)和黎州(今汉源)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元代以后向西延伸至打箭炉(今康定),在川藏古道成为汉藏之间规定官道的背景下,这条古道雅安至康定段成为边茶进藏地和藏马入汉地的主要通道⑦。将宋、明两代茶马互市的路线与蜀道路线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蜀道路网正好位于中心的位置,二者大部分都是重合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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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蜀道路网与茶马古道的关系(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蜀道路线图为底图改绘)
蜀道还有一条比茶马古道更早的以运输物品命名的古道,这就是“荔枝道”。荔枝道是“子午道”加“洋巴道”的统称。按照学术界通常的意见,这条古道如果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首都即今陕西西安一带起算,经过陕西宁陕、西乡、镇巴,四川万源、宣汉、达州、大竹,重庆梁平、垫江至涪陵/长寿,唐代朝廷曾经通过这条道路快运进贡荔枝至长安,从而留下了“荔枝道”这一名称⑧。荔枝道是蜀道路网体系最东边的一条道路,与最西边的茶马古道主线东西呼应。荔枝道与茶马古道都是以输送特殊产品为名的古代道路,这在古代世界中并不多见,蜀道路网中就有两条,是蜀道的特征之一,值得关注。
(三)蜀道是中国古代国际道路的组成部分
自秦举巴蜀后,从四川盆地向南修筑道路通往云贵高原,就成为秦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南地区的重要举措。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西汉中期,汉朝使臣张骞在西域大夏就见到了来自蜀地的商品,推测在身毒即古印度与中国蜀地之间存在一条通道,从此中国古代国家开始了开通“蜀身毒道”的探索。到了东汉初期,随着滇西南山区哀牢古国的内附,汉王朝疆土向西南延伸,与东南亚和南亚古国的道路连为一体。这条国际古道在南诏时期得以继续完善,从越南直至东印度的“安南至天竺道”就是这条古道中古时期的称呼。抗日战争中兴建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其选线有不少路段就是在传统的蜀身毒道基础上的扩建和改建[1]。从蜀道即秦蜀古道延伸至川滇古道,再延伸至滇越古道、滇缅古道乃至滇印古道,最后成为“西南丝绸之路”或“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东线,就是蜀道发展的历史必然。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是古代中国通往南亚次大陆的陆上交通要道。这条道路是由通过中国西北地区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的西线,通过青藏高原并穿越喜马拉雅至尼泊尔和印度的中线,以及通过中国西南地区和缅甸至东印度的东线所组成。南亚廊道东线包括了陕西西安至四川成都北段、成都至云南昆明和大理的中段、以及大理至东印度高哈蒂的南段(另有昆明至越南河内的东南段)。该道作为国际交通线路的规划尽管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但北段早在秦灭巴蜀之前就已经基本开通,中段甚至更南一些地方在汉晋时期也已经形成路网,但通往印度的南段却是在东汉以后始有雏形,南诏阁逻凤时期才最后完善[2]。南亚廊道的北线也就是蜀道,它是南亚廊道最早开通的路段,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路段,在古代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古国的国际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南亚廊道东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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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蜀道主线与南亚廊道东线的关系(实线是南亚廊道东线,虚线是蜀道路线主线,作者自绘)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蜀道主干线及其他蜀道路线构成的路网,还穿越了秦岭的周至、太白山、长青、佛坪、平河梁,巴山的唐家河、米仓山、诺水河、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多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自然遗产的区域和文化遗产的线路交相辉映,这也是蜀道的重要特点和价值。正由于这个缘故,有学者也提出了将蜀道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倡议。这些自然遗产方面的特点和价值,应该有自然遗产专家专门研究,笔者这里不赘述。
二、蜀道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
蜀道与中国其他古道一样,在近代公路建设兴起以后,道路网络的大多数已被公路占压或破坏,只剩下一些残段和残余地点。中国的交通线路遗产,目前保存较好的都是山区古道,尤其是两省交界处的高山峡谷古道,例如云南博南山区和高黎贡山区的古道、鄂渝之间的三峡古道、赣粤之间的梅岭古道、汉藏之间的唐蕃古道等。蜀道由于不少路段位于地形崎岖的川陕之间的山区,其弯度和坡度不符合公路建设的要求,故近代以来的公路没有占压这些古代道路,不少路段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交通遗产和线状遗产之一。
蜀道自从废弃后,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川陕公路等近代公路的兴建,占压了弯度和坡度较小的古道路段(尤其是平原地区古道),只剩下不符合现代公路选线要求的古道路段,也就是山区路段。第二次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迅速推进的乡村道路建设,一些乡村道路就利用既有的古代道路进行拓宽,并在土质或石板路面上铺设水泥路面。至于蜀道沿线的驿站塘铺、关隘哨卡等,也由于种种原因基本无存⑨。可以说除了蜀道的行道树因为有林业部门和相关法规保护基本没被砍伐破坏外,古道整体保存状况堪忧。为了保护蜀道,国家文物局和蜀道沿线相关地方政府对蜀道采取了部分保护管理措施:一些蜀道路段被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蜀道路网连同所经的国家自然保护区也已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并启动了蜀道申报世界遗产的前期工作,以及包括蜀道在内的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调研工作;对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些蜀道路段及沿线文物进行了保护修缮;对线路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不过,这些保护管理工作也都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蜀道保存现状的基本信息尚不掌握
蜀道尽管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包括历史地理学和专门史学,如交通史、军事史等)的关注,一些历史学家从文献出发,结合实地调查考证古道沿线城镇、关隘、驿铺等的位置,然后连点成线,形成蜀道路线和路网图,并就蜀道一些节点的位置、蜀道路线的发展演变、古代与蜀道相关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等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是目前蜀道学术研究的主体(图5)。考古学家也开展了一些蜀道调查,但重在蜀道沿线的点状遗址、遗迹和遗物,特别是栈道孔的分布和数量、古桥的位置和形制、沿途的碑刻和摩崖题刻等,形成了一些考古调查报告⑩。由于调查技术和方法的制约,先前的调查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记录线路遗产的技术手段,蜀道发表的调查成果深度还不及上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开展的秦直道调查和三峡古栈道调查[4]。迄今为止,蜀道路网的总长度和各条路线的长度、保存尚好的路段长度、不同时期蜀道长度等基本信息均未能掌握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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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黄盛璋所绘蜀道线路(引自: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J].地理学报,1967(4),本图为蜀道南、北栈图拼接)
(二)蜀道多学科研究才刚刚开始
蜀道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在历史学,包括历史地理、考古学及相关专门史学等学科领域进行,其他学科如地貌学、岩土学、环境学、生态学、交通工程学、空间遥感学、植物学、动物学、法学、遗产保护学、旅游学等学科参与不够,因而蜀道选线改线与地形地貌的关系、蜀道建设和修缮工程技术和工程量计算、蜀道建设和使用带来的环境景观变化、蜀道作为线状遗产的管理机制如何改进、蜀道作为线状道路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的新规范、交通类线状遗产的旅游规划和运营机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蜀道保护、管理和利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以茶马古道为例,文物和旅游部门对西南古道的历史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也与宋、明史学界研究茶马互市的学者缺乏沟通,长时间把茶马古道误认为云南与西藏间的茶叶贸易之道,导致了茶马古道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范围的偏差,并漏掉了四川茶叶产地通往最重要方向——甘肃、青海和陕西换马场的道路,这个问题直到2012年在雅安组织的茶马古道会议上才得到更正[5]。
(三)蜀道还缺乏整体保护的法规依据
蜀道作为大型线状遗产,是我国道路种类最复杂,遗迹遗物最丰富的古代道路网,涉及陕西、四川、甘肃、重庆三省一市。由于蜀道属于废弃的古代国家道路,其权属理应属国家所有,但由于国家对废弃道路没有进行权属声明,蜀道沿线的一些集体和个人曾将其作为无主之物随意占用和破坏⑫。目前关于蜀道保护,只有沿线行道树被纳入了古树名木保护范畴,可以按照《古树名木保护条例》(2025)进行保护;蜀道金牛道—陈仓道以外的其他路线穿越多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也有《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和《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等法规作为保护管理的依据。广元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2021),是第一部专门针对蜀道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只适用于广元市域,法规层级偏低,且偏重于对市域蜀道沿线行道树的保护。目前缺乏针对蜀道道路文物主体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并可以涵盖蜀道所有路线的层级较高的专项保护法规。
(四)蜀道作为线状遗产的保护管理机制尚不完善
我国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实施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针对的是点状遗产而非线状遗产,即使面对长城等线状遗产,也只能截取其保护相对完好的地段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于没有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被称作“文物保护点”,仍然以点来代替线。在这种文物保护管理机制下,不可移动文物,无论保护级别高低,都是以文物所在区县人民政府作为保护和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以调动文物所在基层行政单位的积极性,落实保护和管理责任[6]。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于点状文物保护和管理行之有效,但对于线状遗产保护和管理尚有不足,以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例,也还存在跨国协调保护管理机制的问题[7]。蜀道路网包括了“北五道”“南四道”,涉及四川、陕西、甘肃、重庆三省一市,每条路线上保存较好的路段也往往跨越地市和区县,如果仅关注保护级别高的蜀道路段,很容易使保护级别低或没有保护级别的路段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管理。跨行政区域的道路遗产,需要在保护和管理机制上有所创新,这也是蜀道保护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五)蜀道作为线状遗产的保护理论和方法还比较滞后
线状遗产保护本来就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国际文化遗产学界匆忙提出的世界遗产类型“遗产线路”或“文化线路”,以及发布的《文化线路宪章》,由于缺乏充分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将作为特殊遗产类型的线路遗产与作为文化旅游项目的文化线路混淆起来,因而在推行上就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后已暂且取消这一遗产类型⑬。蜀道属于以古代国家道路为主干的路网,近代公路开通和古道废弃以后,蜀道有些路桥垮塌,不少道路被草木遮掩,还有部分路段被各级公路占压,部分路段被挖掘成田地甚至建有房屋,各路线不能全线贯通。对于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道,目前文物管理机构仍然采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模式,对保存较好的高保护级别路段,往往划定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制定保护规定和措施,编制保护方案并实施保护工程;而对保存较差的未列入保护单位路段,往往未纳入规划和保护工程范围,任其被破坏以至逐渐湮没或消失(图6)。线状文物的保护管理与点状文物有何不同?古代道路遗产保护与现代道路维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道路两侧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标准是什么?诸如此类,检讨反思道路类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是蜀道保护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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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蜀道金牛道绵阳市游仙区凤凰山段清除杂草前后(万娇提供,摄于2023年)
(六)旅游利用理论和实践比较滞后
线性遗产的旅游利用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包括长城在内的线状遗产旅游景区,在修复开放长城墙段的选择、景区出入口位置和数量设置、长城内外游径与城上游径规划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使得不少作为旅游景区开放的长城段落节假日人满为患,既影响游客游览观感,又对长城文物本体造成过大的压力。蜀道由于沿线有险峻的地形地貌,绮丽的自然风光,众多的文物古迹,以及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早就作为一些地区的重要旅游资源和旅游规划对象,尽管目前的蜀道旅游还不像长城旅游那样人满为患,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蜀道目前的旅游状况还不符合道路遗产旅游的要求,过去曾将一些著名的蜀道路段截断围合作为景区,购买门票才能进入,如广元朝天区明月峡景区、剑阁县剑门关景区、剑阁县翠云廊景区,这种做法会影响蜀道作为交通遗产的遗产真实性、行走的通达性和游览的观赏性。最著名的蜀道旅游点如剑门关景区,在重建关楼时不仅将原先的古道、栈桥掩埋在地下,另开游道和兴建了许多与古道和关隘无关的设施,旅游宣传还将剑门山悬崖峭壁上新开辟的旅游险径作为“蜀道难”的形象来宣传,这也会影响蜀道的旅游形象。这些不当旅游硬件和软件建设,从长远来说,反而会制约大蜀道旅游事业的整体发展(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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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四川广元朝天区明月峡景区新建的牌坊、哨楼、亭阁等景观(引自:唐飞.蜀道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刍议[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15.)
三、蜀道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基于蜀道多重功能和价值的认知,针对蜀道保护和利用存在的问题,并考虑到蜀道作为线状遗产的特殊性及其与点状和面状遗产的差异性,笔者试对蜀道的保护、管理、利用(尤其是旅游)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以供关注蜀道以及相关交通类线状遗产的同人和相关部门参考。
首先,解决蜀道家底不清的问题。在历史学界蜀道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古中国:蜀道”这一重大考古项目,组织蜀道相关三省一市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采用统一的田野考古调查规范和技术手段,尽快查明蜀道“北五道”和“南四道”路网的现存状况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每条线路的全长,路面保存路段、路基保存路段、路基改变路段、路基无存路段的长度,以及蜀道路网全部路线相关信息的总长度。各路线不同类型道路如标道、栈道、碥道、槽道、隧道的情况,包括不同类型路段的宽度、坡度、弯度等信息;道路上桥梁、关隘、栏墙、行道树的情况,如桥梁数量、类型、保存等信息;沿线驿站、递铺等遗存的具体位置,遗存和遗址保存状况,以及沿线城镇遗址、历史城市、寺庙祠观、石刻造像、名胜古迹的基本概况。在蜀道调查的基础上,再选择典型的路段和相关遗存进一步做精细测量和详细记录,选择重要的城镇、关隘、驿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包括选择部分有文化堆积的道路进行发掘,确认其年代起止范围),为蜀道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基础信息⑭(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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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蜀道金牛道复线昭化段路况图(万姣、邓阿莲供图)
其次,汇集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蜀道的综合和专题研究,为蜀道保护、管理和利用奠定学术基础。蜀道面临的文物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遗产资源和管理、道路修缮与养护、交通线路和自然保护区旅游等问题,不是历史学、考古学、旅游学和遗产保护学某一学科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汇集不同学科的力量,共同应对复杂网络遗产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蜀道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即便是蜀道的管理权属问题,也需要遗产保护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专家合作,共同探讨失效国家道路和前代历史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管辖权、使用权等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法规建设和机制建设途径。至于编制《蜀道保护与利用规划》,也要先期开展交通线路类型遗产保护管理研究,这些研究不仅由城乡规划、文化遗产、国土林草方面学者参与,还要充分征求交通、法学、旅游方面学者的意见,参考公路和铁路部门的沿线保护区划及道班巡查和维护制度,以期规划能够解决保护区划的划定标准与划定依据、保护措施的修缮工程和日常维护的响应及实施机制、旅游利用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建和建设标准等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纸上的规划。诸如此类,蜀道面临的问题很多,多学科的基础研究不可或缺。
其三,应尽快出台保护蜀道一类古代道路的专项法规,使得保护和利用有法可依。包括蜀道在内的所有古道过去都是国家道路,古道不再使用,但它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所有,而不是古道沿线的个人和集体所有。自从古道废弃以后,古道的产权变得模糊起来。应该通过立法声明蜀道及其沿线相关设施都是国家财产,以及国家道路遗产的性质,以避免人为破坏或占用。古代剑州境内蜀道两侧的柏树,是明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所植,“至今官民相禁翦伐,以志甘棠之爱”[8];新中国成立后,林业部门继续申明了蜀道沿线行道树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古树名木,并编号挂牌进行了保护,才有保存至今的剑州柏和翠云廊(图9)。应效法《长城保护条例》的做法,制定颁布面对整个蜀道路网的《蜀道保护条例》,即使目前尚不具备制定国家专项法规的条件,也可参考川、黔两省颁布《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的做法⑮,一部同样内容的地方保护条例由四川、陕西、甘肃、重庆三省一市分别颁布,从而将蜀道的保护纳入法规的框架之下,防止出现新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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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宛如苍龙——蜀道剑阆道行道树(万姣提供,摄于2024年)
其四,应当建立统一的蜀道管理协调机制,避免保护和利用各行其是的现象。蜀道具有多种历史功能和现世用途,基于系统论和系统规划理论,可将蜀道视为一个历史动态的体系,一个由多条线路、多个路段、古道路桥、沿线古迹和景观廊道等要素组成的系统,线、段、点结合,分清要素、关系和层级,推动蜀道整体系统的保护和利用。如意大利世界文化遗产“亚壁古道”(Via Appia.Regina Viarium)的保护、利用和“申遗”,就是由意大利文化部直接推动,并与诸多机构合作进行的⑯。不妨借鉴“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的做法,建立有牵头省市、三省一市蜀道沿线相关地市、区县和自然保护区参与的管理协调机制和机构,按照蜀道整体保护和利用的思路,将其作为蜀道路网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沿线城乡发展的抓手之一。遵循注重古道线路,保障古道的可通行性,以线带点而不是以点带线的交通遗产保护和利用基本思路,做到总体控制,利益共享,从机制上防止蜀道的地段分割,避免封堵圈围古道、将“古道”变成“私园”的现象,从而保证古道交通的通畅和景观廊道的连续,将蜀道沿线目前彼此隔离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通过蜀道这条线路联系起来。
其五,探索交通线路类型文物保护的新方式,切实做好蜀道的维护和修复工程。蜀道目前实施的保护工程,通常主要以列入国保和省保的路段为保护修复对象,保存不好的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路段几乎没有机会纳入工程计划。而保护工程的立项一般要等到问题严重、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时候(文物保护方案的立项,都要附一些文物本体和环境损坏的影像资料,以便说服项目评审专家和审批部门),文物的日常维护经费则不在国家、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列支范畴。这种文物保护模式不利于交通类线状遗产保护。古代道路和运河渠道一类沟通类的线状遗产,如果还能够通行、通航或通水,就要通过日常维护保持其现状,否则其原有功能就要丧失。古道维持现状包括疏通不能通行的路段,尽可能延长可通行古道的长度,随时修复古道被自然破坏的部分,定期清除路面的灌木杂草等措施,使旅行者和当地人能够利用古道作为步道。实操层面,可延续边远地区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保员的传统,借鉴公路部门建立道班的组织形式和护路方式⑰,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在蜀道古代道路尚存路段建立护路员制度,聘请古道所经乡村城镇村社居民担任护路员,每年给予一定经济补助,签订目标责任书,负责巡查古道路况,清除杂草灌木,排除路面积水,修补路基路面,发现安全问题并及时上报,以便采取维护或修复工程,从而使蜀道保持道路遗产可通行的健康状态。
其六,注重线路遗产资源的挖掘,开展新的展示和旅游方式探索,提高交通线路遗产旅游品质。利用好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这条步道,深入挖掘、揭示和阐释蜀道的价值,选择更多的路段和沿线景观,使这些景观能够串联成为一条景观廊道,从而实现真正的线性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提倡“善行旅游”⑱,促进遗产保护和旅游品质提升。蜀道沿线的名胜古迹极多,以蜀道金牛道的四川广元段为例,沿线就有龙门洞、清风峡、朝天关、明月峡、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岩、桔柏渡、昭化古城、天雄关、人头山、剑门关、武连驿等,不能仅仅围绕着一两个路段或两三处名胜古迹做文章。古代道路这类线状遗产,穿越城市和乡村,途经许多名山大川,在旅游规划上宜关注古道资源属于沟通类线状遗产的特性,将废弃后已经阻塞的古道重新打通,将彼此已经分离的路段尽可能联系起来,并在蜀道沿线按照古代道路的驿铺位置建设或改造必要的小型食宿设施⑲,给旅游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交通线路类遗产的旅游,宜“动观”与“静观”结合,关注车行与步行的交替,在古道与公路交汇点规建小型停车场,公路与古道并行和重合的地段开展车行旅游,在古道与公路分离的地段开展步行旅游,车行与步行交错进行,可以形成很好的线性景观廊道的旅游体系。旅游游线的选择要有先后层次,不宜一开始就将所有可通蜀道的线路推出作为旅游线路,可先在金牛道的若干路段尝试,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渐推广(图10)。
最后,还想强调的是,国家和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慎重实施包括蜀道在内的古道修缮工程。因为先前一些古道修缮工程往往都是针对保存状况好、保护级别高的路段实施,有的过度修缮可能会导致保护性破坏,而最该修缮的保存不好的低级别和无保护级别路段,却无人问津,任其荒废、阻断、冲毁、消失,最后失去交通的基本功能。如果实施蜀道较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应该针对保存不那么好的路段进行修复,从而使保存好的蜀道路段得以延伸,恢复蜀道某些路段的通行功能(这是蜀道原有多种功能的基本功能),从而满足现代旅游者“动观”的需求。
四、余论
作为跨省区国家交通线路类型文物的代表,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正在加强对蜀道的整体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编制一个蜀道保护和利用规划,以便从业务上指导今后蜀道相关的具体工作,这是必要的。不过,蜀道属于交通类线状遗产的性质,决定了该文物的保护与利用规划既不同于点状遗产(如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和近现代建筑及历史纪念地),也不同于面状遗产(如历史城市、传统村落和文物集聚区域),甚至还不同于阻隔类线状遗产(如长城)的规划[9]。蜀道保护利用的规划有点类似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当然也有许多不同)[10],它的规划对象属于古代国家干道的遗存,其交通功能已经弱化却还未完全消失,蜀道沿线还有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古树名木,一些蜀道路段已经被列入不同级别旅游景区,因此蜀道的规划不仅涉及文物保护的主管部门和相关法规,还会涉及林草、交通、住建等多个相关部门及相关法规。在蜀道文物本体现状尚未查明、蜀道路段和沿线文物价值尚未排序、蜀道保护方法和技术还未确定、相关省区和部门协调机制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蜀道的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可以启动,但却不宜匆忙编制完成和下发,否则会给保护、管理和利用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蜀道由于具有三重以上的价值,在全国的交通遗产中很有特色和代表性,无疑具有世界遗产的潜质。蜀道“申遗”可以作为保护利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申遗”使公众更加了解蜀道,也使蜀道所在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加重视蜀道,从而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管理,长久保存下去。就蜀道的遗产类型来说,蜀道本来就是古代人类的创造物,属于典型的线状或线性文化遗产。有关部门和专家提出的蜀道可以归属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倡言,从“申遗”策略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解决。蜀道基本路线的走向大致都是南北向,而秦岭巴山的自然保护区几乎都是东西横向,二者的方向存在不协调的问题;蜀道最重要的嘉陵道和金牛道通过的秦巴山区沿线,由于开发较早,生态的多样性保存相对而言最不好,世界自然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不典型,只有蜀道的其他路线穿越了国家重要的自然保护区[11][12]。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进行探讨和研究,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蜀道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和加入蜀道及线状遗产保护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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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研究方向: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国西南地区考古、专门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原载《中国文化遗产》2025年第5期 保护利用 P80-92)
作者:孙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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