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莫言：红高粱里的实在劲儿

刚拿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精装版《蛙》，还没翻开呢，手指头摸着那纸就觉得沉重。这劲儿不光是纸本身的质感，更像字里行间透着股子土味儿和血性，暖乎乎的，特实在。一打开书，高密东北乡的风就像往脸上扑似的，带着野火烧过的味儿、还有酒气，仿佛那片红高粱压根没被割过，一年年疯长，在那些难捱的日子里烧得通红，像一片火海。

莫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讲了多离奇的故事，而是他敢把“人”从神坛上拉下来，也可把人从泥坑里拽出来，让这些人光着膀子站在太阳底下——没那么多光鲜，也没那么多不堪，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他写的那些角色，像余占鳌、戴凤莲，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英雄或烈女，是被土地腌透了、被日子压垮过、又被心里的念想烧得慌的“精怪”。这“精”不是《西游记》里那种修炼千年的妖，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日子里，普通人怎么在缝里求活、被欺负急了就反抗、憋着不说也得在心里喊一嗓子的“活明白”。

刘震云说过一句话特扎心：“一千年，人类的进步不到一厘米。”这话跟刀子似的，把文明底下那点“懒劲儿”剖出来了。咱们都读过《增广贤文》，里面说“逢人不说肺腑话，遇事先把水搅浑”“知人不评人，占理不争理”——这些听着特圆滑的话，其实就是老辈人被压得没法子了，琢磨出的生存法子，是弱者对着厉害人时的自保。这些话教人防着点，却也让人越活越精明，把那点天真和敢说真话的劲儿给磨没了。但莫言不这样，他偏不让角色藏着掖着，该说的肺腑话再危险也说；故事里的浑水该搅就搅，搅完了还偏要让你看见，水底下埋着多少委屈和血痕。

读《红高粱家族》的时候，我总想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那段“伟大的友谊”。都是在那种憋得慌的年代里，用最实在的活法，跟那些假模假样的规矩对着干——就像高粱地里那点不管不顾的劲儿，用身体的实在，对抗心里的虚头巴脑。我第一次读《黄金时代》，是躲在被窝里看电子书，看一遍不够，再看一遍，天就亮了。那会儿心里发颤，不是因为写了啥情色，是因为那股子自由劲儿——不管不顾的，不装，是活生生的生命力。莫言的文字也有这股劲儿，他把那些假模假样的英雄话扔了，在高粱地里种上了带血的、野气的花，看着就提神。

到了《蛙》，就更戳心窝子了。它不只是写土地上的苦，还敢碰咱们最敏感的事儿——生孩子和做人的道理。那本“万心姑娘”的接生簿，记满了孩子出生的喜，也记满了规矩下的荒唐。读这本书，就像走在满是刺的小路上，每走一步都可能扎着，但你就是没法停下。之前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他试图把世界切成一个个清晰的命题，并坚信即便这样也还能拼出真理的全貌。可莫言告诉咱们，日子哪有那么清楚？是乱的、是带着血的、是怎么想都想不通的。你没法用道理去说通，一个当妈的在计生政策下有多难；就像你没法解释，为啥枪声一响，红高粱还能竖着。

咱们活的这地方，不就是“就算是爱因斯坦下飞机，也得先学怎么敬酒”吗？明规矩套着暗规矩，大口号对着小日子。奥巴马还能追着《三体》催更，说里面的宇宙观够大；可咱们更熟的是啥？是“牵牛扒房”——那些在基层真真切切发生的事儿，带着土腥味的横劲儿和没法子的生存。

说起来，咱这代人啥没经过啊？就说催粮吧，那时候刚秋收完，粮食还没来得及晒干，村头就响了摩托车喇叭，下来俩穿制服的，掐着日子说“必须交齐”。咱家里那点粮，本来够自己吃就不错了，还得硬凑，麻袋扛着、担子挑着，累得直喘也不敢说啥。结果你猜咋着？转过年就说不催粮了，取消征收了——早干啥去了？

还有社会抚养费，前些年多邪乎啊！谁家要是超生还没交，上门的人能把门槛踏破，开口就是两万多、三万多，那会儿咱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凑这钱得跟亲戚朋友借个遍，脸都磨薄了。可没几年呢，又说取消了，之前交的钱也没个说法——你说这事儿，搁谁心里不堵得慌？

说到改命，咱们老百姓都信点“种生基”——靠风水法术，改改日子的道儿。最实在的“求平安”，就是挂个无事牌，盼着顺顺利利。可莫言心里门儿清：真要改命，靠的不是这牌子，是多做正经事，别亏心。他写的小说，其实就是在做正经事——给那些被忘了的人写点啥，给那些藏着的真相说句话，给那些被压着的日子正个名。

最后想起个传说：真正的齐天大圣，说不定早被关在灵山了，不让听、不让看、不让说。可莫言呢？就像还在试着打破这禁锢的“大圣”。他的笔就是金箍棒，搅的不只是高密的高粱地，更是咱们心里那些记着的、忘了的事儿。

读完这些书，我把那块无事牌放在书桌上了。它提醒我要平安，但更提醒我：真正的平安，不是躲着风浪走，而是就算在风里雨里，也能听见红高粱往上长的劲儿——那是不管多难，都要好好活着的倔脾气，是咱们这人心里，再怎么压也灭不了的一点亮。

说个我自己的事儿吧，印象太深了。我家老三刚出生那年，老婆刚从产房出来，外面就下开了鹅毛大雪。我呢，刚从大病里缓过来，脸白嘴也白，看着就没多少精气神。给老三起好名后，我去办出生证，谁能想到办公室那女的那么冷血？外面雪下得那么大，天冻得人打哆嗦，她非让刚生完孩子的老婆亲自过去核对身份。咱拗不过她，只能互相扶着——我扶着老婆，她怀里裹着孩子，一只手还得举着吊瓶，一步步挪到她办公室。可人家呢？屋里烤着明火，吹着空调，跟没事人似的，连句客气话都没有，更别说可怜咱们了。

后来每次想起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种“女公仆”的后台到底有多硬？现在有没有遭报应？她待在那个岗位上，简直是给咱们国家丢脸。老百姓民心向背，有时候就看这种人——她就是那粒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可我呢？当时屁都不敢放一个，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莫言”（不敢说）吗？

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有无奈，有气闷，但也有像红高粱一样，憋着劲儿要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