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性金维映，长征中生下儿子李铁映，却在苏联养病时不幸遇难

金维映，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但她的一生，跟咱中国近现代史息息相关。

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性领导人之一，更是一位在长征途中生下儿子李铁映的革命者，李铁映后来成为国家重要领导干部，而母亲金维映，却在苏联治病时因战争意外离世，年仅三十七岁。

她的人生轨迹穿越了中国革命最动荡的时期，可也正是这些历史背景，决定了她命运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904年，金维映出生于浙江舟山一个贫苦家庭，家里靠卖点小米维持生计，生活拮据到父亲一度想把她送走，母亲坚持要把她留下，她才能活下来。

小时候，她被送去亲戚家干活，靠折纸花、做锡箔养活自己，1912年，她被接回家，进入定海女子小学读书，她聪明勤奋，校长沈毅看出她的潜力，还资助她读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她正在宁波读书，受到了很大影响，也就是那时候，她开始接触到救国救民的思想。

她早期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浙江和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金维映在平民夜校教书，接触到很多丝厂女工。

这些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常常遭受欺负，金维映通过讲课和组织活动，帮助她们争取权益，她带着女工们一起罢工，争取缩短工时和提高工钱。

她也因此成为当时丝织业工会的骨干，她不是一喊口号就完事的人，她是那种能白天讲课，晚上熬夜写标语，第二天还带头组织工人行动的那类人。

1931年，她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设了很多封锁线，交通极为不便，金维映和当时的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假扮成“留学归来的情侣”，穿着西装、旗袍，混过了敌人的检查。

到了苏区之后，他们都被安排到基层，分别担任县委书记，两人后来结婚，但由于当时时局动荡，邓小平为了不连累她，两人协议离婚。

金维映在苏区期间，主要负责妇女工作和地方组织事务，她是当时苏区仅有的两位女县委书记之一，她带着工作人员一家一户做动员工作，甚至拿出自己的被子换粮食去支援红军。

她不是坐办公室发号施令的领导，而是亲自走村入户，一口一个“老乡”的那种基层干部，她对群众工作有耐心，更有办法，她组织妇女缝军衣、做饭、照顾伤员，号召大家支持前线。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作为30位随军女红军之一，加入了中央纵队地方工作部，长征的艰苦已经不必多说，她当时身体本就不好，走雪山时嘴唇发紫、走草地时常常咳血，但她一直跟着队伍坚持到底。

更关键的是，她在这段时间里承担了照顾其他女同志的重任，贺子珍怀孕临产时，她负责找地方、烧水、照顾孩子的出生，孩子生下来后，由于环境太艰苦，只能托付给当地百姓，她陪着贺子珍，把孩子交出去的那一刻，大家都知道，那可能是永别。

长征结束后，金维映到了陕北，身体已经明显吃不消了，她经常咳嗽、头晕，甚至晕倒，但还是坚持做组织工作，1936年，她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结婚，随后生下李铁映。

可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办法亲自抚养儿子，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她每次去看孩子都要翻山越岭，抱着孩子舍不得放，转身却又得硬着头皮离开。

1938年，她被组织安排去苏联治病，同时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这段经历，本来可能让她有机会调养身体、接触更系统的理论知识，但命运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国空军对苏联展开大规模空袭，莫斯科和周边成为重点打击目标，金维映当时正在莫斯科近郊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那家医院没有及时转移，被炸弹击中，整栋建筑被毁，她也不幸遇难。

那一年，她才37岁。

她的牺牲没有隆重的悼念仪式，消息传到国内时，李维汉正在前线工作，拿到电报后久久没有说话，邓小平在延安听说后也沉默了许久，他们都知道，这位并肩战斗过的女战士，再也回不来了。

而她的儿子李铁映，那时才5岁，还不懂得母亲已经不在了，李铁映后来考上北京俄语学校，去捷克留学，回国后从基层做起，最后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他对母亲的记忆，大多来自父亲的讲述和一些老物件，比如那只母亲留下的红木箱。

金维映不像某些知名将领那样有大量战斗经历，也不是那种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但她的存在恰恰说明，革命不是只有战场上的冲锋，还有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普通人，在不同角落做着看似微小但极其重要的事。

作为后人，当我们学习苏德战争，很多人会关注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但其实莫斯科的空袭同样惨烈，金维映所在的那家医院，就是在一次夜间轰炸中被炸毁，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其实这更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因为在战乱中，并不是只有士兵才会牺牲，更多像金维映这样的平民、病人、普通人，也在不被记录的角落中，被夺取了生命。

金维映的遗物中，有一只皮箱，是她当年从上海带去苏区再带到长征路上的，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这只皮箱后被送回舟山，陈列在当地的纪念馆里，这个物件本身并不贵重，但它所承载的，是一个人一生的记忆，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直到今天，她的家乡舟山还保留着她的纪念馆，馆里有她留下的手稿、工作证、皮箱，还有那只红木箱。

虽然她去世多年，但她的故事并没有被遗忘，在很多老党员的回忆录中，还能看到她的名字，她的同事、学生、战友，很多人都记得她是个干事利落、不怕吃苦、从不抱怨的女人。

她是母亲，是妻子，是县委书记，是工人组织者，是长征女红军，是共产党员。

她更是金维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