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少将，为何1977年被牵连撤职？源于一通电话

在新中国的开国少将中，丁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的名气超过了许多中将，军事能力甚至能赶得上一些上将。

在1969年，丁盛担任了广州军区司令员，少将来主导大军区，这在当年是非常罕见的，从中也可看出中央对丁盛有多重视。

1971年后，许多四野出身的将领都受到了影响，但丁盛没事，毛主席还特意保护过他。后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改到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依然负责大军区。这些经历，相当顺利。

然而到了1977年，丁盛命运却发生了巨大改变，被隔离审查了数年，后来重获自由也一度没得到很好的安置，还靠过老战友救济，这是为何呢？丁盛自己曾经感叹过原因：要是我没打那通电话，什么事都没有。

丁盛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将领，1913年出生于江西于都的他，早年并不突出，抗战后期只担任了旅级职务。

不过，到了解放战争他就开始大放异彩，尤其是1949年的衡宝战役，丁盛没有墨守上级原先的部署，看出敌人的薄弱之处后，率部“孤军深入”，重创了国军白崇禧部主力，让接下来的解放大业更为顺利。

此次冒险让他获得了“丁大胆”的美誉，真正扬名全军。1952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44军、45军合并为一个军，新的部队番号周总理各取了一个数字，是为54军。

至于军长人选，军委经过讨论确定由丁盛来担任，本来还在南昌学习的丁盛立即赶赴广州报到。

用了几个月时间磨合后，丁盛率领54军入朝参加金城战役，打出的成绩非常亮眼。在15天中，54军与敌大小战斗254次，毙、伤敌7662人。

金城战役是朝鲜战场最后一次大战，为的是让还想要打下去的李承晚集团能看清形势，包括54军在内的志愿军参战各部，用实力为停战谈判争取到了更多的筹码！

抗美援朝结束后，54军应邀还在异域生活了数年，一边防备美韩，一边帮助朝鲜战后重建，直到1958年才奉命回国驻防重庆，丁盛仍是该军军长。

在此期间，他率部立下过两次大功，一是入藏平叛，二是对印自卫反击战。

对印自卫反击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张国华18军为主，歼灭了印军两千多人，当时我国是不希望战事扩大，动用的部队不多，尽可能保持了克制。

没想到的是，印度不理会这种善意，依然持续在边境增兵。为了打痛对方，中央命54军军长丁盛组建“丁指”率部入藏，负责攻歼瓦弄之敌。

当时在瓦弄的印军有2000余人，54军顺利歼灭其1200余人，敌旅长被吓得乘坐飞机逃跑，残部进入密林展开大逃亡。

由于54军给印度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太大，印军很长一段时间搞军事演习时都把54军当成了假想敌。

瓦弄一战丁盛的威名响彻了国内外，后来升任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的直属上级是四野老战友黄永胜。1969年黄永胜到中央任职，司令员的位置就空缺了出来。

当时广州军区有四个副司令员，其中资历最深的是詹才芳，他虽然只是中将，但红军时期就是军长，他的警卫员里有两个成了上将，许多旧部也正任要职，有人将他称为“首长的首长”。

而且詹才芳从1955年广州军区成立时就担任了副司令员，对军区内部的工作非常熟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詹才芳都是接任司令员的极佳人选。

但毛主席却力排众议选择了丁盛接任，当时其他大军区平级干部多为55年的上将军衔，这样一对比，丁盛就更耀眼了。

1971年8月，毛主席已经有了预感，特意南巡军队的情况，途经广州时召见了丁盛，主席敲打说：你跟黄永胜关系那么亲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你该如何自处？

丁盛听后会意，开始与黄、林等老领导拉开距离。果然，没多久就出事了，黄永胜受到了影响，而丁盛却被毛主席保了下来。

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丁盛到了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但是在这个新地方，他非常不适应，下面也有很多人不太听他指挥。

尴尬的是，那四个人中的张某还兼任着南京军区政委，一番拉拢之下，丁盛就跟那边关系变得亲近，与南京军区前任司令员许世友、叶帅等人有了小摩擦。

1976年8月，丁盛在舟山群岛去视察，返回广州的途中暂宿在了上海。本来他准备就休息一下，不通知当地的领导。但当时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廖汉生在上海治病，廖汉生委托他跟上海的领导打声招呼，重视一下病情。

丁盛没有多想，就给上海市委办公厅打了电话，当晚那四个人集团的骨干徐晶贤、马天水等人就登门拜访了丁盛。

本来双方就有一定的来往，丁盛见面后也没顾忌，把舟山的防卫情况告知，表示将来可能会打仗。另外，丁盛还说了一段非常敏感的话：

我从广州调到南京是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60军根本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要知道这是在1976年8月，时局已经非常紧张，丁盛的言论等于是火上浇油，徐晶贤、马天水等人当即上报，那四个人就下达指示让他们武装民兵，这在后来差点闹出大乱子。

那四个人被粉碎后，徐晶贤、马天水也被隔离审查，他们交代出丁盛到上海的经历，随即丁盛也被撤职接受审查。

1982年，组织给出结论，认为丁盛有错误，但不是很大，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功劳，所以免于起诉。就让丁盛退出现役，以团级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

丁盛晚年就懊悔过：我要是不去打那通电话，别人也不会上门，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后来丁盛长期在南昌生活，每个月只有少量的经济来源，过得比较困难。过了几年，他见许多老干部、老同志得到平反，便开始了为自己“讨要”说法的历程，在此期间倒是得到许多战友的接济，不少战友们还接他到各地游玩。

等丁盛年纪大了以后，他希望能回到广州跟女儿一起生活，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广州。但相关部门了解完他的特殊经历后，只能回复：不好处理，无能为力。

直到1995年，在总政的帮助下，丁盛终于回到广州军区，享受副师级待遇。1999年，丁盛去世，终年86岁。

丁盛曾为革命立过功，但也犯过错，这个错误让他付出很沉痛的代价，幸好组织在他晚年还是给予了照顾。这样的人生怎么说呢，一声叹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