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全国的作战中，有十位战将贡献最大，他们都是谁？

“1949年4月20日凌晨两点，前哨船顺利靠岸！”芜湖江边的木门“吱呀”被推开，值勤通讯兵带着江水的腥气冲进指挥所。所有人屏住呼吸，随之而来的是长江两岸数百门火炮同时咆哮的巨响——渡江战役启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最后总攻由此展开。

那一年，对岸的旧政权已摇摇欲坠，却仍想凭长江天险拖延时间。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同时发出两道电令：江南、华南务必在夏季之前突破，西北、西南必须在年底前肃清。四大野战军的统帅固然是中流砥柱，但落到具体战场，兵团和纵队主官更像锋利的钻头，直接撕开防御。军事文献常将这些指挥员称作“十杆长矛”，他们在各自方向上把胜利时钟拨快了几个月。

江东岸第一声炮响，还没等硝烟散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已在闽南登陆。兵团司令叶飞果断放弃正面从福州突破的保守方案，利用闽南各县群众基础从后路切入。短短二十天，敌军被迫放弃厦门外围所有据点。叶飞的战例在总参的内部通讯上被称为“水陆协同、内外呼应的范本”。有意思的是，厦门解放当天，叶飞却在前沿海滩上维持秩序，他对随行参谋低声说：“老百姓要先过好日子，胜利才能算数。”

钱江以南的鼓点刚传来，华南平原又起波澜。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陈赓在广州北郊架起指挥望远镜，与林彪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隔江协同。陈赓深夜召集作战会：“要让敌人误判我军主攻方向，把空军调去白云机场。”几天后，炮火突然出现在花县侧翼，国民党守军被迫弃城，广州成为第一个通过“打侧门”方式解放的大城市。广州学生在街头写下标语：“欢迎陈赓部，珠江再无夜禁。”档案数据显示，此役歼敌六万，俘虏近乎完整的第十五军军部，高级军官签降字据仍存广东省档案馆。

第四野战军南下路线更长，光运兵就需铁路、公路、汽艇三线并用。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干脆把兵团机关拆成三截，跟着先头部队一起蹚河。湘赣交界雨季漫长，国民党将长沙水系堤坝全部炸开，企图拖慢追击。邓华指着水位线冷笑：“他炸堤坝，我就炸公路桥，拼后勤他拖不过我们。”仅用不到两周，兵团穿过浸水的萍乡、株洲，直接威逼广州东北侧。老人们常说“邓华部一夜三省”，说的正是这段日夜兼程的行军记录。

东北出身的第十三兵团原本留守华北，指挥员程子华却主动请缨，“敌人向南逃，咱们就向南追，山东人不拐弯。”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的部队像一把利刃插入桂林—柳州—南宁线。在广西著名石灰岩山地里，第十三兵团展开穿山作业，随身携带的电台每天报告坐标。南宁收复当晚，程子华给家乡寄出唯一一张电报——“已见霜降柿子色，比东北更甜。”从村口邮局到战场，也就七十一个字，却写下几千公里转战的全部艰辛。

西南方向，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杨勇指挥下接力突进。滇黔高原崎岖，公路如蛇行。敌第八军设伏贵州关岭试图凭借地形阻截。杨勇的打法很直接：夜半突袭，把摩托化侦察连推到谷底佯攻，主力却在云雾最厚的岭脊翻侧面。十小时后阵线崩溃。缴获文件显示，蒋介石原预估关岭可守至少十五日，结果不到两昼夜。不得不说，这个速度让重庆当局完全来不及组织第二道防线。

同属二野的第三兵团司令陈锡联也没闲着。昆明、西昌两处飞行场是蒋介石最后的空运节点。陈锡联不等对方飞机起飞，派山炮连直插西昌外环。四十分钟炮击，跑道被打出十多个大坑，运输机扑街，再无起飞机会。参战老兵回忆，陈司令在无线电里只有一句话：“跑道打花，飞机打傻。”这股干脆劲，成为西南作战捷报中最生动的一笔。

西北大漠更为艰苦，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王震走的是一条常人想不到的线路：兰州—张掖—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途中沙暴卷起黄沙遮天，汽油随身携带成吨级别。王震在古浪草滩扎营时，对干部们说：“谁掌握公路线，谁就掌握新疆。”短短五个月，兵团完成五千余公里机动，接管迪化后又协助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将作战行动与后勤安置合二为一。美国记者斯诺在电报里评价：“这是一支能在沙漠里种麦子的大军。”

截击河西走廊东端的则是第一野战军新调来的十九兵团。杨得志一到任，就先让工兵连把兰州至武威的公路每隔二十公里修建简易机场，使得运粮、运油、运弹都能靠拖拉机加滑翔机协同。资料记载，西北野战军首次在沙地上使用弹射装置起飞滑翔机，就是杨得志批示的。正因为补给跟上，酒泉会战保持连续八天强度，最终迫使敌十二军投降，全线打通西北门扉。

在同一片黄土地，第十八兵团司令周士第被称作“移动堡垒”。他带着兵团连续折返数千里：先是山西榆次，后是延安、兰州，再折向天府盆地。绵阳、德阳一线多是丘陵纵横，车辆难行，周士第干脆把装甲车拆毁焊成浮桥零件，用在岷江支流。对手万万没想到，解放军竟能在山谷里拼出一座夜间浮桥。10月27日清晨，浮桥完工，十八兵团主力强渡成功，四川剩余防线瞬间脱节。

海上战事向来凶险。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擅长“快、狠、插”。1949年年底，他接受“夺取海南”任务。全军只有木壳船和缴获的帆船，能装无座力炮的艇不过十二艘。韩先楚决定打夜航，波浪大，船身轻，士兵都绑阔叶当浮板。夜雾厚得伸手不见五指，偏偏敌人还在岸头架探照灯。登陆前，韩先楚把指挥所搬到距离岸边三海里的渔船甲板，一张地图，一部收音机。凌晨1点，先遣营成功抢滩，探照灯被炸黑，日出时旗帜插在海口西北角。海南旋即纳入新中国版图，这也是人民军队首次大规模成功海上登陆。

这十位战将的名字与功绩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他们留下的作战笔记、敌情批注、后勤清单仍沉静躺在军史档案中，字里行间透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凌厉。有人习惯把胜利归结为装备差距、士气对比，其实真正决定战役走向的，往往是指挥员在关键二十分钟里的判断：是搏一把，还是稳一阵；是正面硬啃，还是迂回切割。1949年的中国大地给出的答案，无比清晰——快刀斩乱麻，以最小代价换最大空间，为新生共和国赢得喘息和建设的时间。

如今翻阅作战电文，“速进”“速决”“勿缓”这样的字样随处可见。它们不是口号，而是十把长矛在各自方向上拼出的速度。长江滚滚向东，黄沙漫漫西去，丛林、浅海、高原、丘陵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一条踏实的脚印都在告诉后人：胜利，从来不是抽象的词汇，而是由无数精准决策和血汗共同写成的地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