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一地下党来村民家接头，村民惊呼：你身边这人是特务！

“1947年1月7日夜里十点，小茅，你总算来了？”黑黢黢的柴门外，一个压低的声音划破风雪。回声刚落，藏在屋檐后的沈翠仙肩膀轻轻一颤，她认出了来人，却没敢立刻开门。 这一晚，本是七区地下党既定的联络时间。根据暗号，“先敲两下，再敲一下”意味着接头安全，但门板上传来的节奏却是“啪啪——啪啪”。细微的差异，将沈翠仙的警觉拉到极致。

七区地处苏中腹地，自从1946年办事处主任陈仲张叛变投靠国民党后，局势骤变。陈携带党员名单投奔还乡团，还乡团得枪得粮，回村清乡剿共，许多秘密联络点顷刻瓦解。刘志周带着残余力量，被迫转入更深的地下。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普通农户的院落成了新联络点。邢朝富夫妇之所以被选中，原因简单：儿子死于还乡团的冷枪，仇恨让他们愿意冒命。刘志周看重的，是他们“仇大、嘴严、脚稳”。两个月来，接站、藏衣、放哨，夫妻俩几乎滴水不漏。

可叛徒留下的旧网还在。这天午后，沈翠仙在镇上背盐，偶然瞅见一张熟面孔。那人眼角带疤，正是当年枪杀她儿子的季成来。她跟了一小段路，确认对方与新四军的装束格格不入，却不敢声张，只能匆匆回家通报丈夫。

傍晚时分，大雪没膝，按理刘志周应先到，可直到夜色压满屋顶，他仍未现身。倒是民兵茅凤鸣领着几名“新四军战士”踩着雪痕闯进院门。茅凤鸣是本区编外民兵，平时与邢家来往不多。更蹊跷的是，他开口便提到“刘队长还在后面”，此话一出，夫妻俩意识到对方掌握了行踪。

沈翠仙佯装热情，端来鸡汤，借着添柴的间隙，悄悄在灶台后划了一道记号——约定的危险信号。一旁的邢朝富装作打呵欠，快速扫视几人的枪号：国民党制式编法，与新四军并不一致。这一刻，他几乎能确定面前是伪装队。

紧张的气氛让夜风像刀子一样割人。季成来捧着碗，却始终没喝。雪光下，他的刀疤清晰可见。沈翠仙心口猛跳，忽然明白：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整个地下网络将陷入灾难。她深吸一口气，突然将汤碗砸在地上，声嘶力竭：“小茅，你旁边这人是特务！”尖利的喊声穿过夜色。

外墙后，一个正摸黑靠近的身影猛地定住，正是姗姗来迟的刘志周。他瞬间反应过来：情况暴露，必须撤。冰冷的河埠头，他踏着碎冰匆匆转移，把文件和名单全部带走。

院子里，伪装已无意义。茅凤鸣脸色瞬间阴沉，把夫妻二人捆住。拷问持续整整一夜，拳脚、冻水、竹签，花样翻新，只要开口说出刘志周的去向，就能活。然而两人只是哼声，不吐一字。沈翠仙牙关死咬，嘴角血迹被雪渗成淡粉。她只留下四个字：“问我没用。”

拷问无果，次日拂晓，院门前竖起两根木桩。枪声闷响，血雾在雪地上晕开一圈铁锈色。邢朝富倒下时，眼睛还瞪着季成来，仿佛想把那张脸刻进最后的记忆。沈翠仙紧紧靠在丈夫肩头，没有哭。

几公里外，刘志周听到枪响，攥紧了冻裂的手。他成功突围，把情报送至县委。三周后，苏中主力夜袭还乡团据点，季成来被击毙，茅凤鸣在混战中失踪。清缴完成，七区地下组织得以重建，叛徒陈仲张被捕后枪决。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整理烈士名册时，档案员发现“邢朝富、沈翠仙”二人连同长子邢正德的名字，被并排写进了烈士录。三行字，寥寥十余笔，却压住了那年整个冬天的风雪。

历史档案之外，还有一些口口相传的细节：有人说沈翠仙喊出那句话时，声音像锥子扎进夜色；有人说邢朝富被押走前，用脚后跟在雪地划了个“井”字——地下党用来提醒同行的暗号；更有人坚信，如果夫妻俩那夜选择沉默，七区的地下网络会在四十八小时内被连根拔起。真假难辨，但一点毋庸置疑，他们用生命“赔”出了一条生路。

解放战争进入下半程后，像这样的农户联络点在华东平原还有三百余处。规模不大，功能单一，却托起了前线的情报与补给。很多参与者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来得及写，就在斗争中牺牲。1949年之后，搜集烈士名册时，能查到身份的，不到三分之一。

再回到那个风雪之夜，地下党的许多技术细节后来被写进教材：变节者习惯从暗号下手，所以暗号一旦被掌握，联络人必须立即变更；接头前的雪地要先踩乱脚印，防跟踪；房门敲击节奏，一月一换。细节枯燥，却是无数血与火换来的教训。

有人感慨：邢家夫妇不过是“村口两间草屋”。然而战争年代，分界线不在学历、不在阶层，而在是否愿意冒着被刺刀挑在路灯上的风险，去护住一张名单、一份电报。

距离那声“他是特务”已过去七十余年，很多资料散佚，更多故事尘封。但凡提到七区，人们总会补一句：那片雪地，埋着两位没上过战场的战士。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牺牲，让后续的攻势得以延续，局部的胜利终成整体的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