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后统计：打不过志愿军的原因，太多人被我军打成了精神病

1950年冬，英军搭乘“锡兰号”巡洋舰抵达釜山时，或许没人想到，这支曾在二战中历经生死的部队，会在朝鲜半岛被打成精神崩溃。

是火力不如人，还是战略指挥失误？

秘密

朝鲜战争爆发时，英国人自信满满，认为凭借自己在二战中积累的经验与训练，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东亚小国，即便不是摧枯拉朽，也绝不至于被打得精神崩溃。

可谁也没料到，仅仅三年后，战后的英国军方统计就抛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

英军在朝鲜战场上，精神疾病患者达到了参战总人数的3.5%。

这还只是被确诊的那一部分，背后被掩盖和遗漏的“隐性精神崩溃者”，更是难以计数。

根据英方保守估计，参与朝鲜战争的英军总人数为81084人，以3.5%比例计算，精神病人至少在2838人以上。

而这一数字，若以重症者占三分之一估算，则约有近千人被后送日本接受强制治疗。

也就是说，有三千多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在短短三年里，被活生生打成了“精神异常”。

这些数字背后的寒意，不是任何战争电影中轻描淡写一句“士兵患了战后创伤症”所能掩盖的。

事实上，这些士兵并不是“天生脆弱”。

大多数参战者都是二战老兵，是英国正规军系统中身体、心理均被判定为健康的“A级预备役”。

他们曾在敦刻尔克的炮火下浴血，在诺曼底的滩头咬牙死撑，对战争残酷性早有深切体悟。

可即便如此，他们仍在朝鲜的战壕里，接连精神崩溃。

这场“局部战争”，为何会让如此多的老兵扛不住？

1950年6月，英军初抵朝鲜时，与朝鲜人民军交战，精神病病例寥寥无几。

而从1950年12月开始，精神病人数如陡坡般暴涨——恰好对应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参战的节点。

数据显示，仅1950年12月至1951年11月，被后送治疗的重症精神病人就高达554人，占到英军总精神病人三分之一以上。

这些重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令人震惊：他们在接触部队后大多变得沉默寡言，面无表情，夜里常被噩梦惊醒，有的甚至对轻微的声音产生极度敏感的惊恐反应。

一位英军军医在战地报告中如此描述他的病人：“他们的瞳孔异常放大，鼻翼不停颤动，哪怕是远处传来的一声爆炸声，都能让他们跳起来、蹲下、抱头、发抖，像是一只听见猎枪响声的野兔。”

这些症状，在当时还不被医学充分理解，直到两年后，英军高层才意识到，这些原本被归为“神经性胃病”“慢性腰痛”“血管疾病”的人，实则都属于未被及时确诊的精神病患者。

1952年8月，英国陆军医疗服务部助理主任史密斯上校首次公开指出：“部队中很多士兵报告的胃肠不适、腰背疼痛、皮肤瘙痒，其实并非生理性疾病，而是精神焦虑与恐惧的身体表达。”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发军方医学系统的大震荡——因为这意味着，早期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实际精神病人数量。

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军早在二战后期便开始系统研究战场应激反应（Battle Fatigue）和心理战伤，在识别机制与干预措施上都走在前列。

美军甚至发现，在他们的骨科住院病人中，有56%实际上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

而英军直到1952年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军中也存在类似的高比例——甚至更高。

最耐人寻味的是，英国军方从未对外承认“精神病潮”的真实成因。

他们仍习惯性地将这场大规模心理崩溃，归因于“朝鲜恶劣的气候”“野外长期驻扎的单调生活”“战场饮食与卫生条件不良”等外部因素；

而鲜少正面提及一个关键事实——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顽强攻势，极大压迫了英军的心理防线。

也正因如此，这3.5%的数字，成了英国军事心理史上讳莫如深的一页。

不是战斗打败他们，是恐惧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声不响地越过鸭绿江，开始了对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反击。

英军士兵在初上朝鲜战场时，普遍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和平时期的“远征演习”。

这群士兵大多是从二战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兵，他们不是没见过血，而是从未见过像中国军队这样的“打法”——夜晚袭营、哨音乱耳、人影游走、喊杀声骤起，志愿军往往选择在英军最疲惫、最松懈的时刻发动攻势。

但真正击垮他们的，不是这些“战术”，英军的观察记录中，多次提到志愿军的作战“没有常理”，而是“近乎疯狂地一波又一波”，哪怕面对成排的机枪和火炮，也能不惜伤亡地冲锋。

对习惯了线性作战、标准攻防节奏的英军士兵而言，这种作战方式简直是噩梦重现。

奇怪的是，在一些大规模战斗之后，英军精神病患反而相对较少；而在漫长的待命期、夜间防御阶段，病患数量却暴增。

比如1951年3月与6月两个高峰期，当月英军并未爆发大规模冲突，却有大量士兵报告精神不适。

这种“不打仗反而疯”的现象，让英军军医感到十分困惑。

他们慢慢发现，真正的“杀手”不是敌军的子弹，而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精神绷紧感。

士兵们在黑夜中听着山林里的树叶抖动，怀疑那是敌人；在哨声响起的一刹那，就如条件反射般猛然卧倒；有的甚至已经习惯在半夜从梦中惊醒，怀疑自己又被包围了。

这种持续性的“恐惧感”比任何枪林弹雨都要致命。

一个士兵的神经，可以承受一次激烈的交战，但难以承受连续无休的“心理打击”。

厌战消极

不同于为了家园和民族而战的二战，朝鲜战争对英国士兵而言，这场战争既不发生在他们的国土上，也与他们的国家利益没有明确关联。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更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最直接的体现，便是英军作战方式的“退化”：

他们从初期尚能勉强执行巡逻任务，到后来几乎完全放弃争夺中间地带，只固守核心阵地，不再进行主动出击。

志愿军的巡逻队在英联邦防区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本应是军事部署上的重大安全漏洞，却成了英军日常的“默认设定”。

在1952年5月至1953年6月这一阶段，英军战斗伤亡共计2026人，然而非战斗伤亡却高达12735人，达到了惊人的1:6.29的比例。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53年1月和2月，英军战斗伤亡分别仅为5人和3人，而非战斗伤亡却分别达到了806人和599人。

也就是说，在几乎没有实质性战斗的情况下，英军却依然“倒下一大片”。

这种现象放在任何战史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它意味着一种现象级的集体崩溃：

不是因为炮火、不是因为敌人，而是源自军心的溃散。

士兵因精神崩溃而住院、因战场事故而自残、因虚构病症而被遣返的比例之高，甚至一度让英军后勤系统不堪重负。

更令人讽刺的是，即使面对精神状况全面恶化的部队，英军指挥体系却仍抱持着“绅士式”的克制与犹豫。

他们试图用茶歇、文娱表演、圣诞节派对来缓解士兵情绪，但这种“战争假期化”的处理方式，在朝鲜战场上，显得格外无力。

与此相对照的，是志愿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精神状态。他们穿着单薄、吃着简单，却从未停止主动出击。

而英军，则在被动防御中越陷越深，逐渐丧失了对阵地的控制欲与责任感。

中间地带变成了“无主之地”，而这片无人区，恰恰成为了英军心理荒废的投影。

“只要中国人不来打我，我就绝不出阵地。”

这种心态的结果，就是在面对需要出击的命令时，士兵们开始出现集体抵触——延误时间、故意走错路线、报告身体不适，乃至在战前夜集体申请转岗。

志愿军的火力，打碎了英军的灵魂

1951年10月，一场战斗悄然掀开了英军心理防线崩溃的序幕。

这场战斗发生在马良山与高旺山之间，当志愿军以密集炮火向英军阵地倾泻时，许多英国士兵在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应对经验。

他们一如往常地低头抱头，以为这是例行的零星打击，却没料到，这只是“炮雨季”的开始。

此后数月，志愿军的火力密度陡然提升，原本零散的炮击变成了成片覆盖的饱和打击，像雨点一样铺天盖地砸落英军阵地。

炸裂的巨响从清晨延续到深夜，间歇不过几分钟。

最初，英军还尝试使用药物来“抚平”这些症状，镇静剂、吗啡、安眠药成了前线军医的“应急三宝”。

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药物根本无法治愈什么——它们充其量只是延缓崩溃的速度。

志愿军的火力之强远超英军战前估计，他们原以为志愿军依旧是“游击队”思维，却万万没想到，这支军队已经能够调动大规模炮兵进行系统性火力压制。

战壕、掩体、交通壕，英军引以为傲的防御工事，在志愿军的炮雨下不过是沙丘草棚，动辄就被炸得飞起。

一开始是个别士兵在夜间睡不着觉、梦中惊醒，接着是整排士兵要求更换阵地，到了后来，连级单位集体报告心理不适，甚至要求回撤治疗。

而后方医院早已人满为患，连护工都临时从其他部队调派，可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士兵只能排队等着“被确诊”。

所以，他们求的是“治疗”，实则是“逃离”。

只要能离开这片土地，哪怕是以“精神异常”的名义，他们也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