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后的一天,遵义会议旧址展厅里,导游的讲解声吸引着游客驻足。她指着展板上的历史照片说道:“遵义会议期间,博古、凯丰曾对毛主席的观点提出反对,是当时的争议人物,会议也因此经历了不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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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刚说完,人群里的何明突然开口:“同志,你这话不全对!”
周围游客的目光瞬间聚过来,导游也愣了——她不知道,眼前这位游客,正是凯丰的儿子。
何明深吸一口气,慢慢说:“我父亲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反对过毛主席,这是党史明确记载的事实,我们从不会回避。但说他‘与博古串通’,就不符合史实了。”
而后,他指向展厅角落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指着红九军团的行进轨迹:“当时我父亲在红九军团任职,收到开会电报时,部队距离遵义还有 70 里路。他是连夜赶路才赶到会场的,根本没有时间私下串通。作为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是按组织流程发表意见,哪怕观点错了,也不是‘故意阻挠’。”
何明的话,让不少游客露出了然的神情。而凯丰当年的选择,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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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 年生于江西萍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因撰写文章批判旧社会、组织进步活动,成了当地有名的进步青年。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因被反动派盯上,组织安排他赴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结识了博古 —— 两人既是同学,博古后来还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4 年,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让党内对博古、李德的 “左” 倾军事路线不满日益加剧。湘江战役后,红军伤亡惨重,“重新确立正确领导” 成了迫切需求,遵义会议也因此召开。
会上,博古作总结报告时,将反 “围剿” 失败归咎于 “敌人兵力过强”;周总理主动检讨指挥失误;毛主席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以运动战、游击战应对敌人。多数同志支持毛主席的观点,凯丰却站了出来,提出不同意见:“你那套不是马列主义,顶多是从《三国演义》《孙子兵法》里学的,现在用不上了。”
这番话让他成了争议焦点,会后也被免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但谁也没想到,短短一段时间后,凯丰就用行动改变了大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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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前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在敌人包围圈中灵活穿插,多次突破封锁 —— 实战成效让凯丰彻底认清了路线对错。他主动找到中央,作了深刻检讨,明确表示 “收回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只有毛主席能领导党和红军”。
党中央从革命大局出发,结合凯丰的认错态度,以及他在宣传工作上的特长,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此后的岁月里,凯丰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转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妄图分裂红军,凯丰多次撰文批判,坚定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边;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任中宣部代理部长,牵头起草中央重要文件,还曾计划推广毛泽东思想(后因毛主席主张 “先让思想在实践中检验” 而调整);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主管当地宣传工作,也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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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49 岁的凯丰在北京病逝。何明看着展厅里父亲的照片,语气平和:“我父亲的过错,党史没回避;但他后来的贡献,也不该被忽略。现在不少党史资料里都有记载,只是大众层面讨论时,往往更关注遵义会议的争议,这就容易造成片面认知。”
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联系何明,希望他捐赠一些凯丰的遗物。对方特意说明:“讲解词已经调整,会客观介绍凯丰同志的一生,包括他后来的转变和贡献。”
当何明带着父亲的手稿、旧照片来到纪念馆,看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整理遗物时,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如同他所认为的那样,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盯一时一事。关键看他有没有在错误后改正,有没有始终为革命事业尽力 —— 这才是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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