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护国者，流放两千里

忠君护国者，流放两千里

作者/慧超

书接上回，继续“草台班子亡国记”这一主题。今天写一写李纲的故事，作为靖康年间坚定的主战派，李纲既有能力，也不乏胆略。第一次东京围城时，李纲负责首都城防，成功地守住了汴京城，金兵始终未能破城。这样的人才，本该官运亨通，成为帝国栋梁，但是在第二次东京被围时，人们却已经寻不到李大人的半点身影了……

（一）

读过前三篇“草台班子亡国记”的朋友，可能会诧异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东京第一次被围时，挽狂澜于既倒，屡建奇功的李纲，在第二次东京围城时，却毫无存在感，史料上再也见不到李纲指挥城防的只言片语了呢？

这还要从东京城第一次被围时，一次失败的偷袭讲起。

话说当皇帝和宰执们为了凑齐战争赔款，忙着搜刮东京百姓的每一枚铜币时，大宋各路勤王的部队正星夜兼程，陆续抵达东京城外。

不断云集的勤王军队大大增强了宋军的士气，同时也悄然酝酿出了一股蠢蠢欲动的请战情绪——解东京之围显然是一件天大的功劳，谁能抢得这份头功，那自然是要封侯拜相，青史留名的。

这时宋军里有个叫姚平仲的大聪明动起了歪心思，他眼看着每天抵达东京城外的部队越来越多，就非常焦躁，担心如果宋金大军交战，茫茫人海中显不出自己的能耐，那这一路风雪兼程岂不徒劳无功？

这哥们就想玩一把“窃取革命果实”，自己把护国退敌的史诗级大功独揽。他找到个机会，把自己夜袭金军大营，直取敌将首级的计划告诉了小皇帝。

这一顿忽悠，直接把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的宋钦宗忽悠瘸了，小皇帝越听越激动，肯定了姚平仲独自率部偷袭的计划。

二月初一深夜，姚平仲率领自己的部下，杀向了金军大营。这次奇袭，不仅负责东京城防的李纲不知情，甚至连勤王部队的总指挥种师道也不知情。

可惜姚平仲太小瞧武力全盛时的金军了——金兵早做好了被偷袭的准备，显然随着宋军的集结，金兵大营已处于外松内紧的战斗状态。

姚平仲的深夜奇袭变成了一场自投罗网，宋军冲进金人营寨时，惊讶地发现营帐中并没有酣睡的金兵，当醒悟己方中了埋伏时，身后金兵的喊杀声已经响起来了。

皇帝得到姚平仲部被围的探报后，深夜给李纲连发三封急报，命他速率守城将士出兵救援。

收到命令的李纲满脑袋问号，但皇命不可违，匆匆率守城将士出城支援。他救下了许多正在突围的宋军，还阻止了金兵数次反扑，在东京城外一直鏖战到了天明。

（二）

虽然姚平仲的偷袭是失败的，但由于援军的解围，宋军的损失并不大，姚平仲的部队死伤了千余名士兵，他本人也没死，但是由于担心被治罪，趁乱逃跑了。

应当说，李纲的救援是成功的，理应论功封赏。但靖康年间的剧本之荒诞，也是史诗级的。

等李纲带领将士们回城后，他才知道，自己在城外拼命时，就已经成了一枚政治上的“弃子”，皇帝罢免了他的所有职务。

是的，李大人浴血一夜，归来却成了庶人。

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再次点题，希望读者诸君深入领会“草台班子”这四个大字了。

草台班子的工作氛围是沆瀣一气，其核心特征是嫉贤妒能。主和派的内阁大臣们早已将李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李纲的恨意可能比金军还深，他们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将李纲拉下马。

姚平仲这次失败的偷袭，正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主和派宰相李邦彦趁机吓唬宋钦宗说：姚平仲已全军覆没，金军势必以此兴师问罪，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欺骗金军，说皇帝和朝廷对此次偷袭毫不知情，都是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的擅自行动。

李邦彦这个卖国求荣的宰相有多坏呢？

他甚至向宋钦宗建议，应该把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绑了，借汝头一用，送去给金人赔罪，才能消解一下金人被袭营的怒气。

宰相把功臣往死里整，也不仅仅是个人偏见，还带有很深的政治考量：

最忧心宋军胜利的不是城外的金兵，而是这些主和派的官员，因为一旦宋军击败金兵，他们这些主和派立刻就会失势，会在舆论中沦为“投降派”，会意味着他们的议和赔款割地，全都是卖国行为。

不把李纲这位坚定的主战派核心拿下，主和派的官员们根本睡不好觉。因此，他们必须迅速行动齐心协力，阻止主战派发动下一次军事行动。他们吓唬皇帝，别看我们有十几万援军，可金兵个个强悍善战，宋军根本无法与之一战，咱还是踏踏实实的割地赔款吧。

幸好宋钦宗在恐惧之下还没完全失去理智，他拒绝了宰相将李纲送给金兵赎罪的提议，但还是让他背了偷袭的黑锅，罢免了李纲尚书右丞的官职，并剥夺了他的兵权。

同时，皇帝还选择向金军道歉，表示对此次偷袭毫不知情，并已惩戒肇事者李纲。为了表达和议的诚意，皇帝立刻让使臣将割地的诏书送到了金兵大营。

当皇帝和宰执们在温暖舒适的皇宫中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李纲和他那些鏖战一整夜的弟兄们，恐怕脸上的血迹尚未擦干净。

这一夜，是李纲人生中的转折点，从此他便远离了大宋帝国的权力中枢，再也无力影响政策的走向。

（三）

金国二皇子满载着东京城的巨额财富悠然离去后，已被贬为布衣的李纲，曾短暂地重回官场，再次为帝国效力。

这首先是皇帝自己心中有愧，觉得对不起李纲；同时也是因为朝廷此时确实缺乏得力干将；另外，滔滔民意也指责朝廷用奸弃贤，恳请皇帝重新启用李纲，毕竟李纲对东京城防的指挥与贡献，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为李纲请愿的民众和太学生，一度闹到了宫门口，爆发了群体事件。加上金国虽然已经退兵，但保不齐还会再犯，如何巩固国防，守住边境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

于是，宋钦宗便重新起任李纲为两河宣抚使，让他负责守住大宋的北方防线，防止金兵再犯。

但官职是虚的，权力的实质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头，而是你能分配多少利益，你能掌握多少资源。

李纲的官不小，职责更是肩负国家危亡，但除此之外，李大人也就没什么了。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拥有对步兵的压倒性优势，金人之所以能征善战，和他们骁勇的骑兵是分不开的。因此战马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东京的战马已被金兵掠夺殆尽，没有骑兵的军队是没有能力对抗金兵的，李纲就请求，朝廷拨款从老百姓手里买马。

但这个提议很快遭到了主和派的阻拦，他们说你李纲这是在骚扰百姓。

真的非常有意思，主和派为了凑够给金兵的战争赔款，把老百姓的米缸都刮尽了，事后也没人出来道个歉。如今李纲提议买个马，就被弹劾为骚扰百姓。

李纲有两万人的部队，但士兵不是木头人，让他们卖命，是需要银子和物资保障的。出征前李纲恳求朝廷给予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军费。

可最后朝廷一共才给了他二十万。

李纲名义上是北方边境上最高的统帅，但实际上，皇帝和朝廷却处处提防警惕着他，李纲再度领兵之后，宋钦宗甚至不点名地针对其写过这样一句话：“大臣专权，浸不可长”。

这也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北宋统治层一直遵循的“老传统”，即防范武将重于防范外敌。

实际上，李纲这个宣抚使徒具空名，并无节制各部军队之权——连死人都没见过几具的宋钦宗，反而成了军队的总指挥。

李纲的两万人，一会被分出一部分镇压叛乱，一会又分出了一部分给其他将军，直到他被彻底架空，并再次遭到免职。

二次免职的李纲，从此彻底走向了人生的下坡路，主和派还给他扣上了“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大帽子。

李纲后来的境遇令人唏嘘。为什么东京第二次被围时，这位曾力挽狂澜的柱石之臣，却再看不到他的半点身影？

因为那时，他已经在主和派的一再贬斥与流放下，被发配到了重庆奉节。

对于不杀士大夫的北宋而言，李纲得到的是文官所能遭遇的最惨惩罚：

流放两千里。

（四）

被贬斥流放的忠义之臣，与崩塌解体的大宋帝国，形成了极具讽刺意义的互文。

李纲的悲剧，自然与皇帝的昏聩，以及主和派诸臣的构陷相关，也恰巧折射出北宋制度先天痼疾的一个倒影。

赵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吸取五代时军阀盘踞，皇权旁落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后，设计了一套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分散的官僚权力制度。这套制度盘根错节，各级官员互相牵制，谁也无法获得足够大的权力与资源对抗皇权。

站在赵匡胤所处的历史维度上，这套制度设计是成功的。但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改革所产生的副作用，久而久之反而会畸变出另一场危机。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防止权臣篡位，但在靖康年间，却早已逐渐异化为“宁用庸才不用干才”的逆向淘汰。

这套制度可以抑内乱，却无法御外敌，一旦强敌压境，北宋的兵制便会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军事体制的僵化与复杂层级，各种分权制衡的手段和繁文缛节，生生勒死了军队的活力与战斗力。

李纲的起伏命运，是靖康年间大宋王朝的一个荒诞切面。这个切面足够悲观，帝国命运的显影跃然其上，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每一位观察者：

帝国早已病入膏肓，整个体制的深层病灶，已经无法仅仅依靠几个肱骨忠臣，便能轻易改善了。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