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北京西郊那政协宿舍的暖气还没送来,夜里十点多,何遂把那件呢大衣的领子竖得老高,摸黑下楼到那个小传达室,对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招了招手,这年轻人就是吴韶成,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大儿子,这是他十五年来头一回听见有人当面提他爸的名字,老人一开口嗓子就哑了,你父亲在被捕前一个礼拜,隔着饭桌催我‘赶紧走,再晚船就不开了’,眼泪掉在水泥地上,那声音脆得跟1950年台北马场町拉枪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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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韶成对他爸的所有印象,到1949年6月10号就停在那儿了,那天福州家里的收音机里说“匪谍吴石已伏法”,他妈当场就昏了过去,从那以后,他的户籍卡上就盖了一个“叛属”的蓝印子,上学、进工厂、入党,干啥都不顺,一直到1963年,他才算以“投诚将领子女”的身份给调到北京,在政协的史料室里抄东西,白天抄的是别人父亲的起义宣言,晚上就把自己父亲的照片反扣在抽屉里,他不敢看,也没地方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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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遂那边,这个秘密也一样压了十五年,1950年3月1号傍晚,吴石在台北南昌街的住处被保密局的人带走,还搜出来五分之一张没烧干净的台海兵力草图,上头就有何遂的代号“云叟”,第二天消息传到香港,何遂正在德辅道中吃面,筷子“啪”一下就掉桌子上了,他当天晚上就搬了家,把吴石托他转交的《台湾防区兵力配置》缩拍胶卷,塞进一个英国商行出口茶叶的铁罐子里,托“太古轮”的船员带到天津,再转到北京,那卷胶片,后来在总参作战室里放了整整十年,外头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墨非赠,1950元旦,“墨非”是吴石的别号,可时间却提前了七十天,成了俩人最后一次合作的暗号,不是什么公开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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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被抓以后,何遂就把客厅弄成了个灵位,拿白布把镜子盖上,每年6月10号都点一炷香,香灰掉在大衣上烧出一个个小洞,1965年有部纪录片叫《台岛往事》搞内部放映,镜头里一闪而过马场町的刑场,吴韶成在政协礼堂后排直接哭出了声,散场灯一亮,何遂就在门口等着他,一句“我是何敬之”,就把这年轻人领回了家,那天晚上,老人家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柳条箱子,里头没枪也没金条,就一本1949年12月的《台湾省防区图》副本,还有半张撕开的合影,照片里吴石跟何遂并排坐在草山行馆的石阶上,背后是雾蒙蒙的观音山,何遂指着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快走”两个字说,他怕我回去送命,连日期都没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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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外头,1965年北京的夜黑得深沉,远处广播里正试播《东方红》的前奏,吴韶成攥着那张照片,第一次觉得,他父亲不是档案里那个冷冰冰的“密使一号”,而是一个在输定了的局里,还想着给同事留条活路的老派军人,何遂把大衣上那个烧出来的洞抚平了,轻轻补了一句,我活下来了,可欠他一条命,更欠你们一家一个交代,灯光晃来晃去,两个人隔着十五年的海峡,就像把一面摔碎的镜子好不容易拼起来,镜子里的吴石还是穿着那身旧呢军服,眼神好像穿过了历史,还在催着,快走,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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