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大家谈（3）：光复时期浙籍人士对台湾社会的接管与改造

本文原载于《北京对台工作》
2025年第4期

浙江与台湾地理毗邻，历史渊源厚重。抗战期间，两岸同胞在共同抗敌中更是结下深厚情谊。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对台湾进行了全面接管与改造，其中教育领域的改革尤为重要。浙籍人士以高度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感投身于台湾重建工作中，通过接管台湾大学和推动文化、经济的双重回归，为两岸同胞同心同向、奋楫笃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模范。浙籍人士在台湾社会接管与改造中的历史作用，对两岸关系有深远影响。

一、地缘相连：浙台亲缘与抗战烽火中的双向奔赴

浙江与台湾自古以来便有着深厚的历史与地缘联系。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两地在明清时期已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和人口迁徙。抗战时期，两地同胞更是在民族大义下实现了抗战烽火中的双向奔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台湾同胞加入抗战行列，其中李友邦领导下的台湾义勇队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帮助浙江抗战部队成功破译了日军密电，还组建了抗战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儿童团体之一的台湾少年团，以激发前线将士士气与后方民众的抗战热情。在李友邦帮助下，浙江金华开设了第一家台湾医院，浙江衢州、兰溪和福建建阳也相继成立三家医院。其中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义勇队的医生也被战士和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台湾义勇队还协助浙江省政府恢复、设立樟脑制造厂和药品生产，以供给用于交通运输的樟脑油和疟疾丸等战场急需药品。在此期间，李友邦注重国际舆论力量的引导，相继出版了义勇队机关刊物《台湾先锋》和报纸《台湾壁报》及杂志《台星》等，以扩大义勇队的影响，宣传抗日活动。

对于义勇队的辛勤帮助，浙江人民同样还以热切关注。他们不仅在物资上提供援助，还通过宣传和组织活动表达对台湾同胞抗战事业的关切。这种战友情谊不仅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也为光复后浙籍人士参与台湾事务提供了情感与道义上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据浙籍学者骆耕漠（浙江於潜、今临安人）回忆：“李友邦同志领导的台湾义勇队为支援抗战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全国人民和台湾同胞更加紧密地为祖国统一的大业而共同奋斗，这是友邦等烈士们的夙愿，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友邦同志从青年时代起献身祖国革命事业，前后奋斗二十余年，一直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好同志！”

二、渡海传薪：浙籍人士领航台湾全面接管与改造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特任陈仪（浙江绍兴人）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一时间大批浙籍能人志士抵达台湾，开展光复后的接收与改制工作。

陈仪在接管过程中，台湾整体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极少出现各自为政、营私舞弊等混乱现象，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公营资产的维护，为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珍贵的资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经济层面上，受法币等外币影响，陈仪在如何力促金融独立上付出很大心血，他曾向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指出：“台湾金融问题，弟到台后体察实际情形，深觉发行（流通券）必须由台湾银行办理，方能适应机宜，控制物价，安定人心……中央银行此刻决不宜来台设行，致与台湾银行发生竞争，使弟无法控制，以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物价高涨，人心动摇。”尽管行政院财政部与其有所争执，但最终国民政府批准了陈仪的办法。正是在陈仪力争下，台湾得以确立独立的货币和金融管理体系，彻底破除了日本割占台湾期间形成的资本隐患。这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台湾民众保持了较高的经济水准，在次年大陆物价指数飙涨396%时，台湾仅以114%维系着台胞的生活消费。在文化层面上，陈仪倡导祛除“皇民”毒素，传承中华文化。1946年1月9日，陈仪宣布台湾全省进行教育改革，基本方针是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国文、国语教育，禁止在学校用日语进行教学。他邀请文学大家许寿裳（浙江绍兴人）翻译外国名著，并准备筹办翻译馆，引发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正如陈仪后来所说：“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台胞设想。”从大量档案史料及同时代的记叙、回忆来考察，陈仪在台湾一年多，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种种努力，应该说是煞费苦心，而且为台湾的未来设想更多，但似乎理解他的人并不多。

除却陈仪作为行政长官主导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改造以外，罗宗洛（浙江台州人）接收台湾大学也是浙籍干部对台改造的重要范例。台湾光复后，“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浙江湖州人）委派罗宗洛负责接收台大。罗宗洛抵达台湾后，根据朱家骅交代的“接收—维持—改造”三点方针，立即领导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即大学接收委员会）开展工作，并于10月25日举行了对台大的接收仪式。罗宗洛曾对全体师生发表过演讲，希望台大办成英国的剑桥或美国的哈佛，学术要自由，讲民主，不分畛域与国界，努力争取科学文化的昌明繁盛，“大学的目的在于真理之探求，为人群谋福利。世界各国大学之制度，容有不同，然其理想则……台北大学虽以台北得名，然非台湾之大学，乃中国之大学，吾人必须努力，使成为世界之大学”。在教学管理上，他引入大陆高校先进经验，聘请多位浙籍学者如陈建功（浙江绍兴人）、苏步青（浙江温州人）等赴台任教，充实师资力量，提升了台大的学术水平。同时调整课程设置，依照中国学制分设系、科，各“学部”改称“学院”，并将文政学部划分为文学院及法学院，再加上理、医、工、农共6个学院，设22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内容。通过这些努力，台大逐渐摆脱殖民教育的痕迹，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总体上，在罗宗洛担任台大代理校长的十个月里，台湾各界人士对其工作大为赞叹，并作了“国民党接管台湾以来，台湾大学是最完整的、最清廉的、最出色的”盛大评价。

三、前仆后继：光复后期浙籍人士继续奔赴宝岛

台湾完成基本转型后，浙籍人士并未停止驰援。“二二八”事件后，长官公署撤废，原公署文教人员转入台大。1947年8月，许寿裳任中文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原编译馆的周学普（浙江嵊州人）等文教势力转入台大扩充、改进文学院。据学生回忆，“一学期过后再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楼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进步非常之大。1948年许寿裳辞世后，台静农接任中文系主任，先后邀聘戴军仁（浙江宁波人）等为教授。在学风上，他在力避来自官方政治干预的同时，专意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自由风气，一扫中文系的保守作风。在他执掌中文系的20年里，从系务筹划、师资聘任，乃至课程设置、提携后辈等诸多方面，隐约可见到“五四”后的北大风范。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宽厚的待人原则与执着的人生追求，影响了台湾一代学人。台湾学界赞誉他“学问、襟抱、道德、文章，犹令后学敬仰”。

在台湾光复后的第三年，总体上台湾的文教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1948年8月15日至9月18日，教育大家郑晓沧（浙江海宁人）受邀专赴台湾考察教育。针对台湾语言方面的问题，他提出“推行中国国语是台湾祖国化的最基本条件”。国语推行委员会充分响应郑晓沧的建议，使台湾推广普通话蔚然成风。这不仅对消除日据时期殖民统治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新知识的接受和传播起到了先导作用，也为台湾各级各类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先决条件。考察期间，台湾省教育厅厅长许恪士多次邀请郑晓沧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师大）任教。尽管郑晓沧最终未能赴台就任，但“介绍不少浙大教育系毕业生去担任台湾师范学校的教师，后来都成了‘教师之宝’。他们为台湾当局发展中师教育、高师教育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总体上，通过这些在艰难岁月里坚守精神立场的浙籍知识分子，传统文化重心在海峡彼岸得到进一步传播，为台湾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数据统计，1946年至1949年间，台湾大学生人数分别递增2983、3176、4112、5909人。对于这批来台文化拓荒者所产生的价值，学者邓孔昭认为，“光复后台湾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虽然只有短短4年，但这4年在台湾近现代史和两岸关系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此后因为国共内战两岸又处于隔绝状态，但由于有了这4年，台湾历史和海峡两岸关系史发展的链条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四、结语

1945年的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辉煌成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在此期间浙籍人士参与台湾改建，也是浙台同胞和两岸同胞同心同行、奋楫笃行的历史见证。通过对台湾行政事务的接管、经济层面的转型、文教事业的改进，浙籍人士不仅成功推动了台湾的文化回归、经济回归，更成功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整体面貌，为台湾社会重新注入了中华传统的鲜活血液，为以后两岸尤其是浙台交流往来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基础。然而两岸分离已逾70年，国家统一尚未完全实现，光复的历史证明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可分割。今日的两岸同胞应继承先辈精神，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迈向国家统一的光明未来。

（作者李涛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周炜博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文化浙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作者 | 李涛 周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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