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干巴巴的名词 讲成生动的历史

◎陈辉

1927年9月3日，83岁的赵尔巽病逝于北京北兵马司胡同私宅。

今人知赵尔巽者不多，偶尔提到，也多因他是《清史稿》的主编。《清史稿》舛错多，且当时“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在遗老们看来，“清未亡，不当修清史”。梁鼎芬发公开函怒斥，叶德辉、章梫、刘廷琛、沈曾植等亦表不满，曾誓言“不当贰臣”的赵尔巽成了事实上的“贰臣”。

赵尔巽试图用勤勉工作安抚内心，“尝一日阅至二万字”，可《清史稿》是袁世凯的“面子工程”，袁一死，经费无着，赵尔巽油尽灯枯……

令人惊讶的是，丧礼期间，张作霖亲至，“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灵堂，痛哭至两个鼻孔流血不止，以致被人搀出灵堂”。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没有怕的人，他就怕赵尔巽。”

赵尔巽是晚清能臣，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励精图治，颇有成绩，他一手提拔了张作霖。赵成平民后，张作霖每次见他，拜帖上必署“沐恩张作霖”。

种种富有质感的细节，尽在刘江华的这本《晚清高官在民国》（三联书店出版，2025年8月）中，它的妙处在于：让“遗老”从干巴巴的名词，变成鲜活的可品鉴、可揣摩、可思考的对象。

他明知翻车在即却无法跳车

钱玄同在《告遗老》一文中，给“遗老”指了四条路：“一曰大彻大悟，不做‘奴才’，做真正的共和国民；二曰复辟帝制；三曰殉节，尽忠于故主；四曰不问世事，优哉度年。”

今天看来，未免过苛。

“遗老”与“遗老”不同，不存在一个内部成员彼此相似的“遗老群体”，他们中有的是正人君子，有的是奸恶小人。清亡后，许多贪官污吏因家有余财，反而进退从容；许多廉洁之士却因无积财，为生计所累。

在钱玄同看来，人的行为由其所想决定，可世上大多数人是“受造者”，只能被动接受形势对自己的塑造，“所想”只是安慰自己接受命运的一剂解药。

以“宗社党”骨干豫亲王善耆为例，本是清皇室中著名的开明派、温和派，他任用革命党人程家柽当秘书，多次掩护其行动；无条件赞助同盟会三万元，表示自己也愿加入；处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案”时力主和解，甚至与狱中的汪精卫大聊政治……孙中山曾感慨：少一些善耆这样的尧舜，多一些桀纣之君，我们的革命才能毫无顾忌一往无前。

善耆开明、能干且廉洁，却引起清廷的紧张，他做得越好，对高层的威胁就越大。善耆明知翻车在即，又无法跳车：一因铁帽子王的身份，二因特权，他家在河北、辽宁有庄地30多万亩，在热河还有“所有地”170多万亩，时人称“恭王府的墙，豫王府的房，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

当个人发展与时代方向相悖，“和稀泥”毫无意义，这也决定了善耆的悲剧命运：随着一次次复辟失败，最终家破人亡。

为逃避生命之轻他们开始挣扎

善耆无路可退，升允则不同，虽居总督高位，却因性格戆直、不知变通，屡遭清廷修理。升允本没有为清廷成仁的义务。

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庆亲王奕劻令各省献金，升允不献，还上书弹劾，终致朝廷收回成命，迹近“讪君卖直”。高层对升允是太聪明还是太愚蠢，犹豫难定，也就基本封闭了他向上的通道。

可升允不知收敛，仍喋喋不休。他批评新军“步伐整齐可观”，是“兵家所忌非所宜”；指责“首恶且系武备毕业学生”；批评立宪是“奸人立说之巧，以耸动执政之听闻”……他以为这些话维护了清廷核心利益，却错估了高层的理解力。载沣上台后，升允成首位被免职的总督。

然而，清帝逊位后，弃臣升允反成最积极的复辟派，不计个人得失，屡败屡战。升允可能真被传统的忠奸叙事捕获了，执着地想证明自己是忠臣，载沣当年看走眼了。升允试图把闹剧演成正剧，在时代变迁中，他这样的老演员不甘心失去位置，他必须找个支点，撑住一直假装有意义的人生。

其实，赵尔巽同意主编《清史稿》，也有这层考量，赵家“一门六进士，弟兄两总督”是何等的煊赫，他无法接受不被关注、渐被遗忘的人生。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灾难、责任、牺牲等让人痛苦，但人足以扛起这些生命中重的东西，因为它们会给人以意义感，反而是无聊、空虚、麻木等生命之轻，才让人痛不欲生，无法承受。

赵尔巽自编顺口溜：“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自嘲中有满满的凄凉。

然而，升允、赵尔巽等恐怕怎么也想不到，面对王朝灭亡后的失重，曾经的规则制定者们反而处之泰然，奕劻、那桐等躲进自家花园中，越活越滋润。

它呈现了事实的丰度与清晰度

那桐擅理财，当政时，庚子事变后便在外国银行中大量存款，还投资了中国电灯公司、度支部银行、盐业银行等，后者每年送给他的红利、办公费、车马费即达两三千两。那桐买地出租、放高利贷、开当铺……所以他的“遗老”人生丰富多彩。据书中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11个月应酬152场（不包括走动多的正月），仅九月便有5次玩到“子初”（晚上11点）才回家。

那桐讲究吃喝，懂趣味，会玩耍，“性豪奢，酷嗜声色狗马，善啖，非嘉肴不入口，每食必具燕窝、鱼翅二簋，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资至六七百金之多”。他的日记显示，他常吃西餐、喝红酒。1920年，他花了4600元，买了一辆汽车，还用4880元，给自己在天津的家装上暖气。

清帝逊位后，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国竟亡矣……真堪痛哭。”那桐则在日记中写道：“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

那桐一步步把自己修炼成道德绝缘体，难怪启功先生说：“让这样品行的人掌控清朝政权，怪不得清朝会灭亡。”

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剧变中，无数人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民族的命运、个人的浮沉、生民的艰辛、文化的兴继、斯文的传承……太多的线索在考验着个体，作为百年后的观众，虽无当事人的焦虑、迷茫与挣扎，但不能忘了，百年后的人们也将凝视我们的选择。

前代人的挣扎，是后来者磨砺道德敏感的材料，本书只列事实，不作评论，因为历史是一门远视的学问，拉得足够远，褒贬自见。对于历史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呈现出事实的丰度与清晰度，则本书这样的佳作越多，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会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