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从回响中展望

今年再版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与原版相比，增加了《鉴画衡文 道一以贯》和《“世界的钱锺书”与“钱锺书的世界”》两篇文章作为附录，探索在电子媒介日益影响大众日常生活的今天，钱锺书的思想和研究如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浪潮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作者：季进

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钱锺书研究”的学术返乡

自20世纪末“钱锺书热”以来，关于钱锺书文学作品与学术成果的研究数不胜数，但因为钱锺书先生的思想贯通古今，打通中西，不执着于体系的建构和学科之划分，而专注瓦砾般具体的文艺鉴赏与批判，所以呈现出一种非体系的零散形态，为钱锺书研究筑起较高的研究门槛。

西方汉学界华裔学者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崇《围城》为“中国最伟大小说”，进而掀起东西方对钱锺书小说文本的研究热潮。美国学者胡志德（Theadore Huters）则将钱锺书的文学文本与学术理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德国学者莫芝宜（Monika Motsch）编写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从文体、母题、方法论、宇宙观等多个维度对《管锥编》文本进行诠释，与钱锺书展开对话，虽然存在生硬之处，但仍然为钱锺书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西方视野。

西方钱锺书研究热潮一度影响到国内学术研究的广阔原野，点燃了国内“钱学”研究的蓬勃热情。1979年郑朝宗首倡“钱学”，于1980年在《文学评论》发表论文《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分析品评《管锥编》的文评特色。随后，郑朝宗主编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于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国内第一部研究钱学的专著。继郑朝宗后，陈子谦的《钱锺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陆文虎的《论<管锥编>的比较艺术》、刘方的《钱钟书与20世纪中国美学》等论文专著从方法论角度爬梳钱锺书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关于钱锺书文学创作的研究则以针对《围城》和小说集《人·兽·鬼》的分析为主，其中有关《围城》的研究数量蔚为大观，就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思想主旨、叙事艺术等主题进行深入梳理探讨。

季进教授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是一部将钱锺书研究思想与其他文学理论集合起来综合考察的代表性著作，系统爬梳归纳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钱锺书“不耻支离事业”的话语空间中的现象学范式，从个人意识的角度探索钱锺书如何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对复杂琐碎的西方理论信手拈来，打通中西文化的沟通桥梁。钱锺书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并不是仅仅罗列现象，更多的是要进行现象的重构，以寻求中西文化现象中共同的规律性的存在。[①]文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和钱锺书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成为研究的两艘破冰船，它们谨慎又大胆地探索贯通中西、深不可测的“钱锺书的世界”。在《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中，《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专著被置于阐释学、解构主义、形式批评、心理学等多个维度的审视中，既分门别类又互相交织，对主流西方思想进行源流梳理剖析，这种文本分析的方式使钱学思想中的西方肌理更加清晰明确。第一章通过《宋诗选注》和《管锥编》“隐公元年”一节呈现钱锺书与西方阐释学周照圆览、相互映衬的“阐释之循环”；同样的“隐公元年”一节文本后续还用以展现钱锺书语境观与瑞恰慈语境理论高度的一致性，以及在语言与逻辑关系问题上，钱锺书与西方解构主义的相通之处。

针对钱学研究长久以来“无体系”的文体，季进教授梳理出贯穿钱锺书著作的文学本体论方法和诗化的人文主义观念，即强调文学自身的“文学性”，“作品正因见仁见智之不同而愈有文学价值，而定义则不能遍举见仁见智之不同以不失为定义也”[②]。此外，对《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误读现象的分析，较早地系统关注钱锺书英文著作的中西沟通功能，这些英文写作实为“双向启蒙”——既向西方澄清中国文学精髓，又为中国学界提供反观自身的镜像，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

海外汉学的“转向密码”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由季进教授的博士毕业论文打磨而来，在章节排布上延续了学位论文紧扣作家作品的风格，将钱锺书文学创作和学术专著与西方学科理论相结合，呈现东西心理攸同、南北道术未裂的学术生态。这本专著的再版是季进教授耕耘海外汉学多年以来的一次学术回望，直指多年前由钱锺书研究到海外汉学领域的学术转向。

在比较文学传统的两大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实操过程中，“可比性”往往成为争议纷纭的疑点，或过度强化“影响”，或随意牵扯“攀附”。尽管钱锺书自述他的研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却对比较文学提出了大量的精见卓识。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认识中西文学传统的不同特点，而且文学之间的比较应该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③]中国文学在世界版图中的存在意义至今和发展方向仍是需要探索的模糊地带，这并非由中国与某个国家、文化的对比中浮现，而需要在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寻求“协商”的可能性。正如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所言，“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给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具体历史脉络里，经由多方角力而逐渐显形的协商过程。既为协商，就不免存在权力的不均、错位，乃至误用，因此，“世界文学”代表了一种并不均质的关系形态，或积极，或消极，抑或中立。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流通模式。[④]在钱锺书的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研究中，中国传统文论展现出极强的“可协商性”，能够从微小的角度钻入，搭建起自然流畅的跨文化对话体系。他始终由中国传统诗学出发，去与西方诗学相证相补相释，努力使中国传统文论在这种相证相补相释中产生出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新的诗学意义，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⑤]如在讨论“摹写自然与润饰自然的融会”这一诗学命题时，引东西方“师法自然”和“润饰自然”两大批评范式的发展源流，自如援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西塞罗、莎士比亚等西方哲人的理论与作品，采用解构主义态度剖析各家说法，使其上升为一种诗学命题，在其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传统诗学的母体地位，挖掘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拒绝用西方理论粗暴地嵌套中国文学文本，无论中西诗学，“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⑥]这样的思路方法引起季进教授当然的注意，在专著中他还格外强调对钱锺书完成于牛津的学位论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这一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关注。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演变等都作出深入的剖析。[⑦]在后续的学术研究中，季进教授进一步关注中国本土研究与海外视角的相互修正增益，陆续引介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著作，出版《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对谈录》《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文学的摆渡》等专著，为国内学界提供“他者之镜”。

从“钱锺书”个案研究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世界眼光，季进教授提出“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围绕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展开多元的学术实践，打开地理视界，淡化内外界限，重新审察海外汉学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反思海外汉学的洞见和不察。[⑧]植根于不同话语、不同反思的学术共同体，借助本土传统和海外汉学的内外融合，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持之以恒地丰富着其历史与谱系；这样“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某种界限分明的虚拟或实体空间，而是一个处于流通状态、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论是如“华语语系”等争议话题，还是如《容安馆札记》等新见材料，都可以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中来，某种程度上亦形成“圆览周照”的话语空间。

世界对话的返本开新

本次再版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增加了《鉴画衡文 道一以贯》和《“世界的钱锺书”与“钱锺书的世界”》两篇文章作为附录，思考“钱锺书”个案研究和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新可能，提出“返本开新”的新路径。中国诗在过去西方学者的眼里，如同用于鉴赏特点突出而风格单一的中国画，具备“空灵”“含蓄”的风味，即便是豪放派的诗歌，在西方看来依旧是含蓄空灵的。这种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单薄片面的风格呈现促使中国文学与艺术更加迫切地融入与世界对话、影响的相互关系中去，展现多元真实的本貌，这便涉及中西方对于绘画与文学艺术的评价体系异同。中国诗画的“异体而同貌”与西方诗画对比，似乎用意相近，因此借莎士比亚的戏剧难以与鲁本斯、雷姆勃朗特的绘画同归与“奇崛派”（Barock）之例论明中国旧诗与中国旧画恐难同属“南宗”。钱锺书打通中西、圆览周照、文史哲互通的阐释方法，令其文本与本雅明的著作形态产生对照式阅读的可能性。二者都认识到眼睛在视觉艺术中的重要性。视觉艺术主要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眼睛正是最重要的感知器官。[⑨]除了单纯直观的视觉接受之外，还需要采取“理性的行动，将感知到的不同形态进行比对”的方法，在与感知对象进行“对话”之后，获得其概念知识的视觉感受，这种感受获得了记忆、想象和理性的补充，是一种审美感知。[⑩]例如王维其画“雪中芭蕉”，其诗“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皆是将“不可能之物”匹配一处，正是神思飞驰、诗画互通的典范。在短剧短视频等快消文化和电子媒介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今天，人类对世界的审美感知和实践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眼睛依旧是重要的感知器官，和情感、想象的联动作用却日益减少，成为内容的输入渠道而非参与内容呈现的“创作者”之一。钱锺书打通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西方神秘主义理论，重视视觉艺术又解构视觉中心主义，强调其他感官，包括想象、听觉对视觉欣赏的重要性，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提供可能的路径。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初次出版于十余年前，时至今日，书中蕴藏的贯通中西、广阔深厚的“钱锺书的世界”依旧清晰可辨，给予碎片化信息时代和跨媒介跨文化对话无限启发。人们对于短视频、社群式社交媒体的担忧一定程度上指向对碎片化信息充斥生活的不安全感，简单的图文信息、经过剪辑的视频可以轻易掀起千万级的网络讨论；虽然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与日俱增，但随着网络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文化误读的传播速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算法的反复推送又加剧刻板印象闭环。面对层出不穷的理论话语，各文化主体更加注重话语权的建构与创新，对于某些理论体系、民俗图腾解释主体的争夺讨论甚至从学术界蔓延至普通群众。季进教授结合钱锺书的比较诗学研究在书中重点论述了关于理论话语失语症的争论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指出要使“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谓母体，在与西方诗学话语对话的互补互识互释中，使传统话语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话语，实现传统话语的现代性转化”，需要“既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特殊的含混性，又坚持以之为母体，与西方诗学话语平等对话，在互相阐发中凸显其现代意义与世界意义”。[11]当代中国语言的含混性特征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但文化对话和诗学规律的建构较大程度上仍处于碎片化文本的输出阶段，语言现象背后的诗学哲理还未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理论话语。依循这一逻辑，钱锺书“支离事业”的话语空间，典型地显现出和而不同地跨文化对话原则，他拒绝话语之的地兼并、冲突和同质化，而是提供平等多元的对话空间，为中国文学与诗学传统在世界文学中对话融合、返本开新指明方向。

结语

长久以来，海外学界在钱锺书学术著作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随着钱锺书作品翻译和相关研究在海外的深入与拓展，“钱锺书的世界”正在为更多群体所了解。文化的交织碰撞不只是文字的翻译输出，亦包含水乳交融的沟通对话。中国文学向世界发出的声音，既传出律动，也传来回响以反观自身，展望未来。钱锺书以世界主义的立场打通中西、与世界展开对话的过程，不妨看作中国文学走向国际、走向未来的一次实践经历，这种经历也为往后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启示。发展“走回来”的思路，目的在于发展一种交往的理性。此理性，并不意图使对方变得更加合情合理，而是促使我们理智地应对不公，并努力将之转化为自我改进的动力。[12]正如本书文末援引胡志德所语，向钱锺书研究和跨文化对话提出期许：“希冀有一天钱锺书为打破巨大文化隔阂与藩篱的卓绝努力会深深影响到他无比熟悉的欧洲文学世界。”[13]

[①]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46页。

[②]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16日。

[③]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④]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6页。

[⑤]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202页。

[⑥]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2页。

[⑦]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93—194页。

[⑧] 季进：《论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⑨]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316页。

[⑩] 翁贝托·艾柯：《中世纪之美》，刘慧宁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页。

[11]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3页。

[12] 季进：《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13] 胡志德：《寻找钱锺书》，《文艺争鸣》2010年第21期。

作者/朱琪敏（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专业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辑/张婷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