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上演的《潜伏》，我的大舅爷爷和大舅奶奶共同战斗的故事

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潜伏》讲述的是地下党员余则成和女游击队长翠萍为了革命事业假扮夫妻，日久生情，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共同开展革命工作并成为真正夫妻的故事。

《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萍

我党的斗争历史上，有过不少因为工作需要而被党组织“拉郎配”般的凑到了一起，然后在随后的工作中日久生情，成为真正夫妻的例子，比较著名的有罗亦农和李哲时、周文雍和陈铁军、熊瑾玎和朱瑞绶、王光杰和王兰芬、任国桢和陈少敏、李白和裘慧英、彭咏梧和江竹筠、杨光华和冯永莹，以及本文将要介绍的主角——本厂长的大舅爷爷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

周文雍和陈铁军，照片摄于两人即将就义之前

熊瑾玎和朱瑞绶

王光杰（王光美的四哥）和王兰芬

任国桢和陈少敏

李白和裘慧英

彭咏梧和江竹筠

翁迪民原名翁福绵，祖籍安徽黄渡乡，1918年出生在上海，是本厂长的外婆翁季青的大哥，1933年从南洋中学初中部毕业后考入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专业学校机械科，1937年毕业后即参加共青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地下党上海特科。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争取盘踞在阳澄湖地区的胡肇汉部武装，翁迪民于1939年3月受命（同时也是受胡肇汉的主动邀请）前往阳澄湖，向胡肇汉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同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江南抗日自卫军（实际上是新四军第六团）开入阳澄湖地区，在无锡的梅村建立根据地，自卫军副总司令叶飞亲赴昊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表示拥护抗日武装，并接受改编，成为江南抗日自卫军独立支队，大舅爷爷翁迪民成了这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39年9月地下党苏州县委在太平桥镇成立后，翁迪民又成为了第一任苏州县委书记。

胡肇汉

叶飞

大舅奶奶李雪君于191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海员家庭，比大舅爷爷还大两岁，由于家中人口多，经济条件有限，只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辍学帮助料理家中的小杂货店。1932年至1934年先后在上海烟草公司和广东毛织厂“学生意”（当学徒工），1934年和家人一起去了香港的九龙投奔其姑妈，在九龙的上海街帮助料理姑妈开的小糖果食品店。

抗战爆发后，李雪君立即投身到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华救护训练班，1938年夏天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经组织安排回到上海，在浦东参加了连柏生领导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

连柏生

同年9月经组织安排加入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并来到阳澄湖畔的太平桥镇，向苏南东路特委领导张英和苏州县县委书记翁迪民报到，这是大舅爷爷和大舅奶奶第一次见面。不过，两人当时没有擦出任何情感的火花，更别说什么“一见钟情”。

在翁迪民的安排下，李雪君先后在常熟和太仓开展地下工作并在1940年升任太仓县三区区委书记，1941年6月又被调到太仓县五区担任书记并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参加了数次反“清乡”斗争。属于文可以提笔治民政，武可以拿枪上战场的巾帼英雄。

任太仓县区委书记时的李雪君留影

平时习惯用一支“二把盒子”手枪（毛瑟C96或M30半自动手枪）用于作战，再配一支“三把盒子”手枪用于近身自卫（枪管长99毫米的毛瑟“警用”型手枪），不知道《平原游击队》中双枪李向阳的一长一短两支毛瑟手枪的配置会不会就是取自我大舅奶奶的艺术原型。

“二把盒子”手枪和“三把盒子”手枪

《平原游击队》中双枪李向阳手持一长一短两支毛瑟手枪的艺术形象

在苏常太地区工作期间，李雪君培养了大量的“沙奶奶”和“沙小龙”（都是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人物）式的积极分子和小交通员，发展了大量的党员，壮大了当地党组织的力量。

1941年8月，日军和汪伪军对苏常太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乡行动”，为了保存实力，有二十多名基层干部被分批转移到上海，然后又被转移到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而李雪君由于是上海本地人，再加上政治坚定、行事稳重老练，且在上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经验。于是组织上将她留在上海，照顾和保护正在上海养病的苏南路东特委委员、秘书长的翁迪民。既然是保护，那也得配枪，城市不比根据地，用“盒子炮”比较扎眼，因此李雪君的配枪换成了更加小巧的“花口撸子”（勃朗宁M1910型手枪）。

不过，李雪君知道这支手枪轻易响不得，后来她曾经在一次给我妈讲故事的时候说过：“这支手枪一旦响了，那就意味着最后时刻就到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自己。”

勃朗宁M1910型手枪

很幸运，这支手枪在上海始终没有响过一枪。

当时，我的大舅爷爷翁迪民因为积劳成疾，健康状况非常堪忧，尤其是肺部已经出现空洞，被迫住在普济医院治疗。然而祸不单行的是，1941年9月，由于“线”上的一名同志被76号特务抓捕，翁迪民得到消息后立即离开普济医院，和李雪君以假夫妻的名义住进了三德坊。结果被捕的人经不住拷打供出了翁迪民在上海的几个藏身地点，导致翁迪民和李雪君在上海不断遭遇险情，被迫数次搬家。

从三德坊搬到霞飞公寓，再从霞飞公寓搬到亚尔培路小弄的亭子间，连续的转移让翁迪民的健康状况越发恶化，一度卧床不起。于是，还是黄花大姑娘的李雪君白天代替翁迪民进行地下组织的联络任务，晚上就回来细心照料翁迪民。

小亭子间空间逼仄，没有厨房，李雪君就将小煤球炉子架在窗台上，日伪时期的煤球质量极差，里面掺着一半泥土，所以一生火就烟熏火燎的，每次生煤炉都会熏得李雪君涕泪横流。但李雪君硬是挺了下来，还练就了一手的好厨艺，再加上她精通缝补织毛衣，通过帮助街坊邻里缝缝补补很快就在亚尔培路小弄站住了脚，被邻居称为“亭子间嫂嫂”。

就在这段时间，李雪君和翁迪民的感情迅速“升温”。

李雪君回忆：“开始时特别别扭，与一个认识不久的男同志同住一屋，他让我睡床上，自己睡地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挺好的，所以我就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和翁迪民同志结婚。到了茅山（根据地）后组织批准了我们的结婚报告，正式结婚。”

《潜伏》中余则成和翠萍也是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铺

在李雪君的悉心照料下，翁迪民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往返于上海和南翔间，开辟了新的地下联络点——这个联络点很快将救他们一命。

1942年夏，翁迪民和李雪君在亚尔培路的住所被叛徒侦知并报告给76号特务，某天大批特务突袭了亭子间，而当时翁迪民和李雪君都不在家而逃过一劫。于是特务们在原地布下暗哨以守株待兔，幸亏李雪君的战友张梅当天准备去亭子间和翁迪民接头，发现情况不对就藏身在翁迪民和李雪君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及时阻止他们回家并迅速转移到新的联络点。

1942年9月，翁迪民、李雪君、张梅等人根据组织安排分头撤离上海，转移到了茅山根据地，两人在根据地举行革命婚礼，正式结为夫妇。

在茅山根据地，翁迪民被任命为苏南区党委后勤部长、军工部长兼政治委员，李雪君被任命为苏南行署财经处人事科长。1943年夏，大舅爷爷翁迪民被调到句容县任县委书记，大舅奶奶李雪君则随之调往句容担任区委书记，一面协助翁迪民在当地发展统战工作，一面继续照料翁迪民的健康。在句容任职时期，李雪君进行了大量出色的统战工作，动员当地许多中上层士绅积极参加抗日，甚至还将原国民党江南行署第一行政督察区区长策反加入地下党，展现出一般女同志望尘莫及的策略和胆识。

1944年12月至1946年，翁迪民受苏皖区党委派遣到杭州担任地下党杭州市委书记，李雪君亦跟随前往，夫妻俩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重建和发展了屡遭日伪和国民党破坏的杭州地下党组织，期间又是几次逃过了76号和军统的抓捕，至1946年成功建立起遍布杭州的学校、工厂、医院，乃至杭州的国民党军政部门的杭州地下党组织，为杭州的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1946年5月，大舅爷爷翁迪民的肺病加剧，不断吐血，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有时候走着路都会晕倒，最终被确诊为肺结核。经组织批准转移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养病，兼任大连疗养院院长。大舅奶奶李雪君也跟随来到大连，就任大连疗养院党支部书记兼人事科长，不久又调任大连沙河口区区委书记。在大舅爷爷在1946年秋做了肺部肋骨切除大手术后，大舅奶奶每天亲自煨鸡汤为他调理身体，终于将大舅爷爷这个“药罐子”（这是大舅爷爷翁迪民对那段时间的他自己健康状况的戏称）给调理康复了。

新中国成立后，翁迪民先后任华东财委基本建设处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电机制造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局长、浙江省机械厅厅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常务副局长及四局局长。WG结束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调研组组长、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1979年10月调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常务副局长。

而李雪君则一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并照料她和翁迪民所育的三子一女，退到了幕后。但是知情人都说，没有我大舅奶奶李雪君的照顾，我大舅爷爷翁迪民根本不可能活到新中国成立。

本厂长的大舅爷爷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照片摄于WG结束后的1979年

后排左起第四人即为本厂长的大舅爷爷翁迪民，照片存放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1987年，大舅爷爷翁迪民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临终前对李雪君说，要把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阳澄湖。大舅奶奶李雪君表示：等她去世后，让子女将两人的骨灰一起撒到阳澄湖。

1992年，大舅奶奶李雪君在北京去世，遵照遗嘱，他们的子女——我的三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专程来到苏州，将两人的骨灰撒在了阳澄湖畔——至此，我的大舅爷爷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终于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阳澄湖畔望着湖水永远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