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伍后在造纸厂工作，一次收麦秆的惊险经历，竟让我当上了主任

这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

1982年，我从部队退伍后在新宁县造纸厂工作。

那时厂里以麦秆为造纸原料，每年夏收时节都要派人下乡收购麦秆，1985年夏天，我被派往回龙寺的石膏塘收购点当店长，负责该处的麦秆收购事宜。

回龙寺这个收购点规模颇大，开秤第一天，厂里十分重视，厂长李又清和副厂长刘一礼都亲自前来，保卫科长也随行在侧，举行了简短的开秤仪式。

上午的光景，一切尚井然有序。至下午，却见几个村民挑着麦秆前来，但那麦秆明显是很湿的，质量不佳。按厂里规定，我们只收干麦秆。查验之时，更发现那几个村民的麦秆里捆得结实，其中竟掺有石头、砖块、土坯等物。我自然拒收。

那几人便有些恼了，执意要我收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民生尚且艰难，为着百斤麦秆换得的3.8元钱，往往能起争执。见他们纠缠不休，我只得请来厂长、副厂长。领导来了后，也坚持拒收，让他们回去剔除杂物，晒干麦秆再送来。

谁知那些村民竟不肯让步，双方拉扯吵嚷起来。吵嚷推掇间，李厂长无意间电警棍竟击中了对面一个吵得最凶的中年壮汉——那时厂领导为防身，经公安局准许，都配了电警棍，那人被电击倒地，滚了两下。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那些挑麦秆等候的村民，彼此都是亲戚和邻里，立时持扁担、木棒围了上来。

我们这边七八个人，忙护着李厂长且战且退，躲进了回龙寺磷肥厂的二楼办公室，匆匆闭门落锁。

外面的人蜂拥而上，爬窗子，击门扉，踢门框，吼叫声不绝于耳，又以木棒扁担击打窗玻璃，哐当作响，幸得刘副厂长和保卫科的人在门外劝解阻拦，击打声稍敛。

我们室内几人忙以文件柜抵门，生怕他们破门而入。

抵门之后，室内暂得片刻安宁。我们困守一室，中有三名女同志。我一个男的只好宽慰李厂长，只待外面平息，或报警后派出所来人便可解围。但门外击打声未绝，靠操场的二楼窗下，更有人以石头、碎砖击窗，玻璃尽碎。

没想到一块砖石竟直接击中李厂长头部，鲜血直流，我急忙拉他至桌下，女同志们为他包扎。大家只得将桌子垒起躲于办公桌下，以免为砖石所伤。

如是对峙了一下午。自一二点钟起事，我们才刚开始收购便生出这般变故。期间电话报警，回龙寺派出所来了两三人，但在下面劝解无效。

村民怒不可遏，仍以石击窗，在门口打门，嚷着李厂长以电棒击人，非要他出来赔偿，并扬言要将他打死。我在窗口跟他们大声的说，劝他们不要再打了，厂长已经受伤了。

但是话未说完，下面的石头就雨点般往窗口飞来。

我从窗口望见派出所同志在下面劝解，但飞石依旧，窗玻璃全碎，幸得我们藏匿得宜，民警来后，门口声息稍敛，但他们一不在门口，门外便又推门踢门起来，文件柜几次险些被推倒，我深恐他们闯进来殴打李厂长，我叫李厂长给警棍给我，万一他们要闯进来了，我用当兵练的功夫跟他们拼一下。

但是李厂长不同意怕我出危险，将所携警棍藏于办公室内。后来我在窗口听得下面有人说，被电击的那人的几个兄弟都从家里来了，身上还带着炸药和刀具。闻得此讯，我更是骇然——连派出所的人他们都不怕，场面几近失控。

厂里只我们数人，派出所亦无能为力，那时没有手机，只有座机电话。

刘副厂长用外面的座机电话报警，至下午四五点钟，才接通县公安局电话，汇报情况。公安局政委说，相距山路五六十公里，需两个小时，他建议厂里派客车载人前往，他们亦同时出发，以控制局面。

随后电话至厂里，范副厂长闻讯，立即通知全厂停工，所有人赶往回龙寺。客车载三十余人，持工具铁棍而去，路况不佳，五六十公里行了二个多小时。

天黑时，我听得公安局与厂里来人了，心下稍安。

保卫科长在门口与我喊话联络，告知外面情况。我放心许多，那边的人也渐次散去，但仍有几个匿于暗处蹲守。

后保卫科长与公安局的人到门口，称是公安局的，叫李厂长开门。我犹疑不决，待问清刘一礼副厂长和保卫科长，确认无误，才敢开门。

门开刹那，我几至热泪盈眶，深感惊险已过。

那三位女同志因中午吃了西瓜，困守一下午不得出，室内有男有女，无法方便。门一开，她们便急着寻厕所，厕所又脏又小，我们也顾不得了。后来听说还有几人躲在暗处欲打李厂长，保卫科长便陪李厂长如厕，一路见远处有人窥视，但见公安局来了，那些人亦无计可施。

公安局随即行动，抓捕行凶闹事者，由回龙寺派出所的人带路，至其家中将闹事的人悉数抓获。厂里来人大造声势，整理收购现场，并增派人手，准备次日继续收购。

我虽是当兵出身也受惊不小。此番经历令我感悟，虽是公务，却未料有人凶悍至此。此事给我许多教训，凡事须谨慎而为。这是我八十年代成长中最惊险的一段记忆，至今历历在目，不能或忘。

后来李厂长对我在这次事件中的处事能力还是赞赏有加，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办公室主任的岗位。那时节民生多艰，一些人为微利而拼命，厂方为规章而不让，冲突一触即发。

如今思之，犹觉恍如隔世，却又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