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冬,南京路的风有些刺骨,盛爱颐披着呢子斗篷站在钢梁林立的工地前。那座还未完工的建筑,很快就会挂上“百乐门”三个闪光大字。眨眼之间,她仿佛把自己的人生全都投射进这栋楼里:父亲的目光、宋子文的背影、母亲低到尘埃里的叹息,以及难以预测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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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前推,1897年,她出生于苏州竹辉路盛宅。轮船招商局、北洋铁路、汉冶萍公司……父亲盛宣怀织起的商业网络密得像蛛网,也冷得像冰刀。富足之外,暗流从未间断。
父亲的教育方式完全跳脱旧礼法:学英法文、练钢笔字、旁听董事会。某个闷热的午后,他指着账簿慢悠悠地说,“生意有温度,用脑子,更要用心。”这句话像铁钉一样钉进少女心里。
1916年春,盛宣怀病逝。族中男丁齐聚灵堂,目光里全是算盘珠子的碰撞。十七岁的盛爱颐穿着厚重孝服,跟着母亲往来银号、码头和法庭。不到一年,她已能独立签下合同,冷眼看惯人情翻云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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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场合成了练兵场。白兰地的辛辣、探戈的节拍、宴席上的英文寒暄,她收放自如。也正是那年,她遇见了盛家洋务顾问宋子文——精瘦、眼神锐利,哈佛气质一眼可见。
两人并未上演什么“电光火石”,感情更像慢炖。午后学英语,他读《纽约时报》,她批注账目。交谈间,她发现他提供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跳出豪宅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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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家门槛却冷得发霉。母亲庄夫人一句“盛家女婿不能寒酸”让关系瞬间降温。情感与家族责任撕扯,她夜夜难眠,表面依旧端庄。
1923年腊月,钱塘江雾气翻滚。宋子文摊开三张去广州的船票,低声说:“咱们并肩闯一闯。”她沉默许久,只把一枚金叶别针放进他掌心。江风很烈,心更乱,可她最终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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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南下仕途高歌,她留在上海,用全部积蓄租下静安寺路口的法租界地皮,准备搏一把。她想证明:女人同样能在商场上亮剑。于是,百乐门的蓝图正式展开。
1932到1937,百乐门霓虹通宵。张学良挥雪茄,杜月笙压低嗓子谈生意,记者守在门口蹲明星。盛爱颐坐在后台旋转椅上,记录每日流水。她从不陪酒,却掌握每张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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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炮声隔着租界墙也震耳。物价疯涨,座上宾骤减,再厚的金库也挡不住萧条。1939年,她被迫将百乐门股份卖给英资公司,换来的一叠钞票在通胀里迅速蒸发。
1949年新政权接管租界产业,盛家剩下的几栋房产也被征用。盛爱颐没去香港,没去台湾,直接搬进愚园路一间旧汽车库,旁边就是化粪池。有人诧异,她淡淡一句:“根扎在这片地。”
晚年的生活简单得像素描:折叠床、煤油灯、一盒侄子寄来的雪茄。闲时种几株三色堇,偶尔翻父亲留下的账本,页角仍有当年批注。贫穷和尊严并存,眼神却始终稳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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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她因病住进同济医院。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那枚金叶别针一直被裹在绸布里。七小姐的故事到此再无续篇,但她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爱、对事业、对家族的所有抗争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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