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戴处长请您进正厅。”1945年10月5日傍晚,兵马司胡同一号门口的卫兵压低嗓音,却挡不住寒意透进王克敏的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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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日本投降,北平城从炮火里爬出来,街边铺子刚把日文招牌换掉,巷子深处却多了好些生面孔——军统北平站的特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像是忽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一群人,“天上飞来的不如地里钻出来的”这句老话被说得格外应景。
同一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忙着筹划战后重建,但更紧要的,是先把“清乡”做足面子。蒋介石很清楚,汉奸不除,胜利就要打折。于是口令下得干脆:“不论职守,只问行为。”看似四平八稳,实际却给了戴笠一个巨大裁量空间。
戴笠闻令北上。飞机落在南苑,他没先去驻地,而是直接召见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两个人隔着茶炉对坐,炭火噼啪作响。戴笠只说了一句,“钱可以不要,面子一定要有。”马汉三心领神会——抓人得动脑子,别让大鱼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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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日伪旧部正惶惶。王克敏头顶“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名号,掺着拐杖仍不敢离家太远。曹汝霖、齐燮元之流也暗中备好车辆,随时想南逃。可他们又舍不得多年敛来的金条、古董,走与留,日日在心里拉锯。
有意思的是,军统先不像抓人,更像继续做生意。特务出面“商谈”保护费,价码从三万到五十万法币浮动。有人认栽交钱,换来两周安稳;有人囊中羞涩,躲到天津租界。戴笠没急,名单早写好,关键是如何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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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于是被安排。地点选在汪时璟那幢公馆,不偏不倚,距崇文门警备司令部只有三条胡同,增援方便。请柬印得考究:白纸黑字,落款“军统北平站”。收到请柬的人心里都明白——不去,显得心虚;去了,会不会回不来?
10月5日下午,秋阳毒辣。轿车一辆接一辆停进院子。曹汝霖穿灰呢大衣,脚步却发飘;齐燮元的胡子刮得锃亮,却不敢抬头多看哨兵。王克敏走得最慢,拄杖叩在石阶声声清脆,如同催命。
入座后,马汉三举杯先敬:“各位功在中华,今日相聚,不谈过往。”话说得圆滑,气氛仍凝重。席间全是硬菜,东河鲤鱼、烤鸭、扒鹿尾。酒杯一圈圈满上,没人敢先放下。门外士兵换岗时,刺刀晃出一点寒光,诸位宾客心头也跟着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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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戴笠才开口,语气轻:“各位请自便,我有几句公事。”说罢从怀里抽出一张薄纸。灯火下,黑字跃动。戴笠念一行,桌旁就有两名特务上前,请人“移步休息室”。第一声是齐燮元,第二声是曹汝霖。人群里有人喉结上下滚,却不敢吱声。
轮到王克敏,他起身又坐下,嘴角发抖。“我脚病严重,可否候审?”戴笠抬眼,似笑非笑:“王先生若担心路途劳顿,军统有担架。”一句话堵死所有缝隙。王克敏再无侥幸,颤着身子被扶出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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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个时辰,五十余人悉数被押上卡车。公馆里灯火未灭,桌上饭菜却冷透。不少北平市民远远围观,只见一队队黑衣人簇拥囚车而去,街头风声骤紧。第二天清晨,各大报馆收到同一份通稿:北平行营军事法庭即将开庭审理汉奸要犯。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人并非全部送命。部分伪官吏因“情节较轻”被判徒刑,几年后又随国民党撤退台湾。但王克敏没那么好运。军法庭列举他签署的四十二项协定、私吞赈济粮八千余石、逼良为伪等事实,宣判死刑。行刑那天,没有亲友领取遗体。
戴笠的“鸿门宴”在情报圈成了经典案例:用最小的成本,除掉最大麻烦。可惜好景不长。翌年三月,戴笠从南京机场起飞赴北平途中,专机失事于岱山,军统群龙无首。北平站后来兵分两路,部分人跟着胡宗南转战西安,另一部分则在解放前夕悄然改名换姓。风云倏变,往日威风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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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那张逮捕名单保存于档案馆,墨迹已淡,却仍能辨出一个个熟悉姓名。几行字改变几十条人命,映射的是政权更迭时的残酷逻辑:昨天的座上宾,只要立场变成包袱,便可瞬间跌向深渊。对四十年代北平城里的父辈来说,这并非传奇,而是血淋淋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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