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自毁，天意昭雪：一位清官与“豆腐渣工程”的奇冤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京城阴云密布，朝堂之上，权臣严嵩如日中天，一手遮天。他任内阁首辅，结党营私，贪墨成风，百官俯首，唯恐触怒。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之际，一位来自河北容城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以血书上奏《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字字如刀，句句泣血。

奏章呈上，满朝哗然。嘉靖帝览之，亦为之动容。然而，严嵩老谋深算，反诬杨继盛“挟私报复，妄议朝政”，竟得皇帝默许，将其下诏狱。狱中三年，杨继盛受尽酷刑，两腿被打断，肩骨被铁钉贯穿，仍不屈不挠。他以残破之躯，在狱中抄写《孟子》《左传》，笔迹端正，毫无怨怼。临刑之日，他神色从容，向监斩官索来纸笔，写下绝命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百姓闻之，无不垂泪。京城万人空巷，送行者跪满街巷，焚香泣拜。然而，严嵩虽杀其人，犹不解恨，更欲灭其名。他密令心腹、工部郎中赵文华，速赴杨继盛故里容城，建“贪官碑”，以“正视听”，警示天下“犯上者”的下场。

赵文华领命，星夜兼程。为赶工期，他强征民夫，克扣银两，以劣质青石代上等汉白玉，灰浆中掺沙土，碑基仅掘三尺，便草草立碑。石匠们私下议论：“此碑不坚，恐难经风雨。”赵文华却冷笑道：“只要立得快，谁管它塌不塌？”

短短二十七日，碑成。高一丈二尺，宽六尺，正面刻“贪官杨继盛，欺君误国”八字，笔锋尖利，如刀刻骨。碑立于容城南门大道，四通八达，过往商旅皆可见之。县令率众官员行礼祭碑，鼓乐喧天，严党爪牙得意洋洋，以为自此可断杨氏清名。

然天道有常，岂容奸佞弄权？

碑立之日，正值夏末，天色阴沉，乌云压城。午时三刻，香火正旺，主祭官正欲宣读碑文，忽闻“咔嚓”一声，似雷非雷，自碑体内部传来。众人惊顾，只见那石碑自中线裂开一道寸宽缝隙，随即“轰隆”巨响，如山崩地裂，整座石碑轰然倒塌！

尘土冲天，碎石四溅。百姓惊逃，官员呆立。待烟尘稍散，人们上前查看——那“贪官杨继盛”五字，竟尽数碎裂，字迹模糊，如被天雷击毁；而碑座背面，原刻“清廉正直，为民请命”八字，因深凿于石中，未受损伤，字字清晰，仿佛被神明特意保留。

更奇者，数日后，一场暴雨倾盆而下，连下三日。山洪奔涌，将碑石残块冲至村口古井旁，竟自然堆叠成一座小丘，形如祭台。井水原本浑浊，自此却清冽甘甜，乡民称“忠魂洗井”。更有老人言，夜深人静时，井中似有低吟，如诵《正气歌》。

民间迅速传开：“天怒人怨，石碑自毁，此乃杨公冤魂感天动地！”有书生作《碑崩赋》，传唱乡里；有画师绘《天鉴图》，暗藏碑裂之象；更有孩童编童谣：“石碑立，天不许；一朝崩，万民语。贪官立碑羞清士，苍天自有公道理。”

严党闻之大怒，欲再立新碑。然容城百姓群起阻拦，老者跪地哭诉：“杨公生前清廉，死后何忍污其名？”连当地县令也暗中推诿：“此地风水不吉，不宜再立碑。”严嵩无奈，只得作罢。

自此，那堆碎石成了无形的丰碑。每逢清明、冬至，百姓自发前来祭拜，献花焚香，供奉米酒。孩子们在碎石间嬉戏，老人们讲述杨公故事，仿佛那不是废墟，而是一座活着的祠堂。

多年后，严嵩倒台，抄家流放，病死途中。其子严世蕃伏法，天下称快。隆庆帝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追赠太常少卿，谥“忠愍”，诏令建祠祭祀。

朝廷派工部重修杨公祠，匠人欲将碎碑清除。岂料，容城百姓齐聚祠前，手持农具，誓死守护。一位白发老者颤声道：“此碑虽碎，却是天意所留。它比新碑更真，比金石更重！”

最终，朝廷妥协。那堆碎石被原地保留，砌以青砖，建一六角小亭，飞檐翘角，额题“天鉴亭”三字，取“上天明察，鉴照忠魂”之意。亭中立一铜牌，刻杨继盛《谏马市疏》节选，供后人诵读。

至今，容城老街犹存天鉴亭。春来花覆碎石，秋至叶落碑基。每逢雷雨之夜，老人仍说，能听见那夜的轰鸣——不是雷声，而是历史在低语：纵使权倾一时，也终难篡改人心中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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