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底层人为何总是互相伤害？不是人性本恶，是这3个绝境太残酷

有个人曾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将一只螃蟹放在竹篓中，发现它能很快爬出来，可是将多只螃蟹一起放在竹篓时，却没有一个螃蟹能爬出来。因为当有螃蟹想要爬出时，就会被其他螃蟹用钳子拖拽下来，最后导致所有螃蟹都无法逃出竹篓。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螃蟹效应”，而这一效应用来形容古代底层人之间的关系在合适不过，他们仿佛陷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互相伤害之中。最后导致谁都无法逃脱底层，无法完成阶级跃迁。

这样的事情，在二十四史里比比皆是：清朝江南织户为抢一个织布活，偷偷给同行的织机泼墨水；宋朝佃农为争一小块能种的田，半夜去拔对方的秧苗；灾年里，灾民为抢一口掺沙的赈灾粥，能把老弱妇孺推倒在泥水里。

很多人说这是“人性本恶”，可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把目光从“人”的身上移开，看向他们背后的时代困局，会发现古代底层人的“互害”，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被3个无解的“死结”逼出来的绝境。

一、资源“零和博弈”：你多一口，我就少一命

古代底层人最核心的困境，是生存资源的极端匮乏，且几乎没有增量空间。在农耕社会，土地是唯一的“活命资本”，可全国的土地就那么多。明朝万历年间，全国耕地约11亿亩，70%掌握在皇室、藩王和地主手里，剩下的30%，要分给全国90%以上的农民。

很多佃农一辈子只能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收成的一半要交租，再扣掉赋税、种子钱，能留给自己的粮食，只够勉强糊口，这就导致了底层人的抗风险能力极低，风调雨顺时还能勉强喝上稀粥，可一旦遇到一点灾荒，就只能挖草根、啃树皮。

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注定了底层人的生存是“零和博弈”：别人多占一点，自己就少活一分。比如，乾隆年间的江南蚕农。当时江南是全国丝绸产地，很多农民靠养蚕缫丝为生，可蚕茧的收购权被少数“丝行”垄断。丝行定的价，农民根本没议价权，有时候辛苦养一季蚕，卖的钱还不够买来年的蚕种。

为了多赚一点点，蚕农之间只能互相“抢机会”：有人会偷偷在邻居的蚕房里放老鼠，让邻居的蚕死掉，自己就能多卖些茧；有人会半夜去山里砍桑树，怕别人的桑叶比自己多，导致蚕茧更饱满——他们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缺德，可看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道德成了最没用的东西。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年头不好的时候，不是有朝廷的救济吗？也不用非得互相伤害吧。这样想没错，可是朝廷的救济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比如，崇祯三年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最后经过层层剥皮，百姓实际领到的则仅仅是五千！贪污的粮食高达95%！

可以说，盼望朝廷的救济粮活命基本就是天方夜谭，而想要活下去你就只能不择手段地获得食物。所以，在灾荒年代，很多人会为了抢一个发霉的窝头打死人，甚至“人相食”的惨剧不断上演，这不是底层人天生狠毒，而是在“要么活，要么死”的选择题面前，善良早就被饿肚子的绝望压垮了。

管仲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的前提下，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根本不可能的，想要活下去很多时候就只能伤害同样处于底层的人，以此来换的一线生机。底层人不是不想善，是“活下去”这道坎，把善的空间挤得一点都不剩了。

二、权力“向下转嫁”：上层的压迫，变成底层的互斗

在古代社会的宏大架构中，底层人之间互害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隐蔽却影响深远的原因，那便是上层的压迫。这种压迫以一种微妙且复杂的方式，通过权力链条层层传递，最终演变成了底层人的互相倾轧。

最典型的就是清朝的“火耗”制度。朝廷收税只收“正税”，但地方官征收时，会以“粮食晾晒损耗”“银子熔铸损耗”为由，多收一部分，这部分叫“火耗”。火耗的数额没有规定，全靠地方官自己定。知府会给县令定一个火耗额度，县令又会给里正定更高的额度，里正再把额度摊到每个农民头上。

里正也是底层人，他自己也要交火耗，可县令定的额度太高，他只能从其他农民身上“找补”。比如张家有一头牛，里正就多算他家的火耗，说“你家有牛，收成肯定好”；李家是寡妇，里正也多算，因为“寡妇好欺负，不会反抗”。要是农民不服，里正就会告到县里，说“某某抗税”，到时候不仅要交更多钱，还要被抓去坐牢。

在心理学上有个踢猫效应，是指个体将负面情绪向弱于自己或地位低于自己的对象发泄，从而引发连锁反应的心理现象。其核心特征是负面情绪沿着社会关系链条自上而下传递，最终由最弱势的群体承担伤害。

古代上层权力一级压一级，而老百姓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敢跟里正闹，更不敢跟县令、知府闹，而他们也总要发泄情绪，这时踢猫效应就起作用了，他们会寻找那只让自己发泄的“猫”，而这只“猫”就是比自己更弱的底层人。

比如，明朝的驿站是朝廷用来传递公文、接待官员的机构，驿卒大多是底层农民，被强征过来服役。可官员们常常滥用驿站资源：有的官员让驿卒给自己家运送私货，有的官员让驿卒给自己的亲戚当差。驿卒要是敢反抗，就会被安上“违抗官命”的罪名。

驿卒们不敢得罪上面的官老爷，只能互相推诿。比如，遇到官员要运送私货，驿卒们会抢着把活推给最老实的人，或者直接去村里抓农民当做免费劳动力，为官员们运送物资，要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官员，其他驿卒不仅不会帮忙，还会暗自高兴偷偷落井下石。

上层的压迫就像一块巨石，压在底层人的头上。可底层人没有力气反抗巨石，只能把身边的人当成垫脚石，哪怕这样做会让彼此都摔得粉身碎骨。

三、认知“囚徒困境”：看不到出路，只能互相消耗

除了资源和权力的问题，古代底层人互害，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古代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会给底层人故意制造信息茧房，控制他们的认知，让他们陷入了“囚徒困境”，看不到合作的可能，只能互相消耗。

古代每个朝代都不希望老百姓流动起来，因为如果老百姓流动起来，就会见识到外面更大的世界，见识多了就会提升自己的认知，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而人一旦聪明就会开始不停地思考，他们会思考政策的合理性，以及统治者的合法性。

底层人一旦有了这种思想，再加上可以随意迁徙流动的社会机制，那它就会如星火燎原般迅速蔓延，必然会冲击统治者输出的意识形态，进而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统治者必然会不遗余力地限制百姓们迁徙流动。

朝廷都会弄个路引制度，就是不管你是走亲戚还是外出办事，都需要朝廷开具一个证明。而且这个路引可不是白开的。就拿明朝来说，路引的最低费用为三贯，而以洪武十八年的物价标准计算，一贯大明宝钞约等于64斤大米。那么，申请一张路引的实际成本相当于192斤大米！

如此高昂的收费标准，相当于百姓数月的口粮。如此一来，很多老百姓就不得不放弃出行。一辈子只能困在自己的村庄或小镇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同时，统治者还会大搞愚民政策，使老百姓变得短视而又懦弱，让他们觉得自己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导致很多底层人的认知里，就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你有我没有”、“你多我就少”，根本不知道除了“争抢”之外，其实他们还可以合作，一起争取更大权益。而且，如果所有百姓都这么努力，还这么贫穷，那么可能就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封建专制的问题。

四、结语：不是人性本恶，是绝境太残酷

古代两千多年底层人一直互相伤害，从来不是因为“人性本恶”。他们不是天生就喜欢算计、喜欢争斗，而是被资源的匮乏、权力的压迫和认知的局限，将他们逼到了绝境。而为了在绝境中生存下去，就只能通过伤害别人获得有限的资源。

他们就像被困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笼子里，笼子里只有一点点食物。为了活下去，只能互相争抢，根本没有时间思考长远的目标，哪怕最后抢到的食物，还不够塞牙缝；他们只能互相倾轧，哪怕最后一起掉进深渊。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历史，不是为了指责古代底层人的“恶”，而是为了明白：当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公、权力缺乏约束、底层缺乏教育时，人性中的“善”会被慢慢吞噬，“恶”会被不断放大。毕竟，人性的底色从来不是恶，而是对活下去的渴望。当活下去不再是难题时，善良才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