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死结

一个经济体能否维持长期、螺旋式的向上增长，其核心动力的运转，必须服从一套经济的铁律。而国有企业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使命面前，在经济运行的铁律之下，有自己的死结。

这套铁律与我们日常理解的“勤奋”或“资源”无关，它要求的是一种持续的、甚至带有残酷色彩的自我否定。这不是关于“持续创造”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破坏”与“重生”的永恒循环。

来，我们先放下所有关于国企的固有印象，来直面"经济增长"这个最根本的命题。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持续向上，突破要素（资本、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的宿命，而有些国家则陷入了停滞的泥潭？

答案不在于投资了多少钱，而在于一套内在的“淘汰机制”是否有效。

全球通用的增长“脚本

不仅是中国的国企，全世界都一样：

·前苏联与东欧：在国有化率接近100%的体系中，完全隔绝了市场淘汰和创新激励，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在20世纪末崩溃式解体。

·法国的“柯尔贝尔主义”：法国曾有欧洲最高的国企比重之一，虽然社会稳定，但长期增长乏力，人均GDP增速在G7中长期垫底，直到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才有所好转。

·日本的僵尸企业：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大量效率低下的企业因银行和政府输血而“死不掉”，造成资源被长期锁定，是其创新驱动长期停滞的核心原因。

可见：一个拒绝死亡和淘汰的经济体，最终会扼杀自身的创新与活力。

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被视为增长理论核心突破的理论成果（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吉翁、豪伊特为代表），清晰地揭示了增长的底层逻辑：经济活力的来源，在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永不停歇。

而国有企业，以其制度属性，决定了它不能死、不想死、不让死、死不掉。这种结构性的“永生”，根本阻断了市场最需要的破坏与重生循环。

这种拒绝被淘汰的属性，就是真正锁死经济活力的死结。

一、增长的铁律死亡”的必然等同于"初生"的必然

我们必须先理解"增长法则"的严苛，才能明白国企的死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1.1阶段错位：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的分野

为什么国企在某些阶段表现出色，却在另一阶段却“死结”彰显？

关键在于增长逻辑的切换。

·要素投入阶段（1980-2010）：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巨量投入。国企在这一阶段具备天然优势：它们能够高效组织大规模基建、重工业项目，通过集中资源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这个阶段，并不需要频繁的“创造性破坏”，只需要持续的投入。

·创新驱动阶段（2010至今）：当经济进入成熟期，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增长必须转向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诺奖理论解释得非常清晰：要素驱动不需要创造性破坏，但创新驱动必须要有淘汰机制。在创新驱动阶段，如果低效企业不死，新思想、新技术就无法入场。国企“永生”的属性，与创新驱动阶段的经济铁律，产生了根本冲突。

1.2被颠覆的恐惧：增长的终极燃料

经济学家用模型证明：增长的动力并非来自对“成功”的向往，而是来自对“被颠覆的恐惧”。

你想想看，一家企业如果知道自己无论效率如何低下、技术如何落后，都永远不会被市场淘汰，它还会耗费巨资和巨大精力去冒风险进行原始创新吗？当然不会。它只会选择维持现状、安稳度日。

因此，市场对企业施加的“不创新，毋宁死”的压力，才是创新最强大的燃料。

这套机制运转的底层逻辑是：新企业必须能够随时入场替代旧企业。如果低效的企业不退出，高效的企业就没有机会获得必需的资源，竞争的压力也无从谈起。

关键在这里：增长的铁律要求的，是退出通道，必须比进入通道更畅通。这是经济体自我清洁、自我修复的法则。

1.3知识的诅咒：激励的错位与创造力的流失

除了企业的淘汰机制，增长还需要另一个核心要素：知识如何高效地转化为经济产出？

知识转化为财富需要一个明确的激励系统：谁创造，谁受益。

如果一位顶尖的科学家在国企或科研院所中，用其智慧创造了颠覆性的技术知识，但最终这个知识产权被模糊定义为“国有资产”，这位科学家作为知识的创造者，无法获得匹配的、市场级别的收益，他同时还需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他更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他最终会选择一个更“安全”的选项：将自己的能力应用到低风险、高稳定性的领域，或者带着知识和技术，逃逸到产权清晰的非国有企业。知识，这个增长的燃料，就这样被制度激励的错位锁在了制度内部，无法进入市场，最终造成了知识的浪费。

二、制度如何强制永生

国企的“不死”，绝非商业上的偶然失败，而是被其制度属性所强制执行的求生本能。这种制度性的“永生”本能，正是“死结”的本结。

2.1生存的优先级高于一切

国企的最终股东是政府。它的目标清单中，经济效率永远排在“稳就业、保民生、守战略底线”之后。

你想想看，一家大型国企的破产，在商业上可能是清算数字，但在政治上却是：

1.政治责任的追责：国有资产的处置和流失，必然引发对管理层和监管层的政治追责。

2.社会维稳的高压：伴随而来的数万甚至数十万工人的失业，将直接转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任何地方政府都必须尽力避免的。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宁愿每年支付高昂的“生命维持费”（财政补贴、银行输血），让国企像“僵尸”一样活着，也不能允许它倒下。死亡的成本，远高于维持生存的成本。这种计算，瞬间将国企从市场主体，转化为了政治工具。

2.2银行被债务锁死

国企是金融系统的“人质”（Hostage）。

国企在过去积累的巨额银行贷款，往往以政府的隐性担保为背书。一家大型国企的倒闭，并不仅仅是它自身的坏账。

银行和地方政府必须理性地选择持续输血，因为它们都是被这笔债务锁定的。国企的违约风险，被制度性地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它被一张强大的制度安全网包裹，彻底与市场最需要的“淘汰机制”绝缘。

2.3 根本矛盾

我们看到，国企被要求在市场中竞争，但又被制度要求不能死。

当增长的铁律要求企业必须能够死，而国企被强制永生时，经济体的血液循环就被卡住了。这种僵局，就是国企的死结。

三、被锁死的经济血液

这个死结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体现在经济血液的四个关键环节，阻碍了资源流向更高效、更具创新力的部门。

3.1向低效流动的金融血液

在信贷市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必然的资源错配。

当一家连年亏损的大型地方国企，和一家高成长的民营科技企业同时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你想想看，哪一家会得到优先权？

答案往往是国企。因为国企背后站着的是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即使国企的项目回报率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回报，银行也会倾向于借钱给它。这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在责任上是可推卸的。

这才是核心：资本这股经济的血液，被持续泵入低效、甚至负效率的躯体。而真正需要“燃料”的高效民企，却在市场上经历融资难、融资贵。这种资本的“向低效流动”，是增长率下滑最直接、最朴素的实质原因。

3.2人才与创新的理性选择

知识产权制度的模糊，导致了人才的逃逸。

一位技术精英知道，如果专利留在国企，成功了，专利是“国有资产”，个人收益有限，还可能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如果失败了，他要被追责。

他更理性的选择带着知识和技术，逃逸到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只有在市场化、产权清晰的民企，他的知识才能转化为可观的个人财富。人才与创新成果的理性逃逸，导致了国企在需要试错、快速迭代的创新驱动领域，总是举步维艰。

3.3土地与牌照：新企业的物理屏障

除了资本和人才，国企还占据了物理层面的屏障。

在城市黄金地段，大片闲置或低效使用的土地，往往被连年亏损的老国企占据。这些土地无法进入市场化流转，无法被高效率的新兴产业利用。

同时，在电信、能源、金融、交通等高附加值领域，牌照（准入许可）成为了国企抵御竞争的最终武器。新企业即使拥有颠覆性的技术，也无法进入市场。

当新企业的进入通道被牌照锁住，旧企业的退出通道被政治锁死，资源被低效占据时，“创造性破坏”机制还有任何运转的空间吗？答案是没有。

3.4退出成本的壁垒

即便国企最终被判定“应该”退出，其积累的巨额退出成本也足以让任何改革者望而却步。

国企积累的不仅仅是商业债务，更是巨大的社会债务（人员安置、养老金缺口、环境治理成本）。这种社会债务的清算成本太高，足以导致地方财政崩溃。

退出成本太高，系统因此被锁死。这种因“无法承受失败的代价”而导致的结构性僵局，就是死结的最终体现。

四、国企的死结，结构性的、无法被简单改革手术切除

所有的改革，只要不触及“国企不能死”，就都只是表层文章。

因为国企被赋予了“政治生存”的指令，其行为逻辑就永远不会与“商业效率”对齐。它的制度属性决定了它必须违背经济增长的铁律：

1.它必须锁定资源：因为它要承担社会稳定和政治担保的职能。

2.它必须扼杀激励：因为知识成果属于国有资产，失败的成本太高。

3.它必须拒绝死亡：因为死亡的综合成本远超维持其生命的费用。

这个矛盾是无解的。

只要这个死结存在，只要国企不能被市场淘汰，资本、知识、人才这股经济的血液，就会持续被导向低效的黑洞。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将永远被这层矛盾所困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