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时期,发生过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草地分兵,红四方面军领导张氏仗着兵强马壮,强行率部南下,险些导致出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毛主席多年后回忆起,还称这是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
当年红一、红四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有两个军团混编过去了,处境更加危险,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高级干部所做的选择可以说决定了后来职务的上限。
其中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就坚决与错误思想做斗争,虽然当时险些丧命,但后来一直很得中央信任,建国后还担任了最高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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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黄火青从红军学校调任为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此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坚决之时,黄火青率部在福建方向与敌作战,也立有不小的功劳。
只是从全局来看,堡垒对堡垒的方式红军根本消耗不起,所以主力为了生存下去被迫进行长征。红九军团在这条艰辛之路上贡献极大,经常要执行牵制、后卫的任务。
国民党那些军阀对于红军的态度多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所以后卫打的仗是最多最苦的。湘江战役后,红九军团由出发时的11500多人锐减至3000多人,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又奉命伪装成主力吸引敌人。
他们孤军作战两个多月,多次面临绝境,幸好领导层指挥有方,每次都能逢凶化吉,最终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只是呢红九军团自身损失特别大,部队只剩下了2000多人,其中约一半还是路上招募的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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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的红一所有人都满身疲惫、衣衫褴褛,人数也只剩下一万多。
而红四方面军才出征不久,又接连拿下了几个胜利,上下八万多人都志得意满,与红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红四领导人张氏通过旁敲侧击了解到,红一目前的实情与所见一致,他的心里开始产生了旧军阀那一套想法,妄图以实力来获取更大的权力。
出于团结同志的想法,中央同意了张氏很多请求,在看到红四没有军团级建制后,红一方面军下辖的几个军团也改称为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成了红一、红三、红五军,红九军团成了红32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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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氏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过分,甚至涉及到了原则性问题。自此,中央不再退让,予以了坚决的抵制,张氏眼看自己暂时不占优,便假装同意北上。
随即两部混编,红5军、红32军被编入了以红四为首的左路军中。没想到的是,部队开拔没多久,张氏又强令部队南下,企图用武力挟裹,达到自己的目的。
位于右路军的中央机关很无奈,只能是率红1军、红3军单独北上。由于事发突然,没办法跟红5军、红32军打招呼,致使这两个军的处境很尴尬。
南下川康的途中,张氏一直努力拉拢这两个军的干部,有部分人被迷惑,做了错误的选择。
但黄火青是坚决反对,他跟军部保卫部长卜盛光去找了红32军政委何长工,直接表明要北上去寻找中央,何长工此时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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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来到32军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说北上是不正确的路线,并诋毁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黄火青没有被允许参加。
结束之后32军下三个团的干部都来找黄火青,讲述了会上的一些事。黄火青这才知道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都已经倒向了那一边,难怪自己不被允许参会,肯定是先前去找何长工之事被告发了。
好在三个团的干部都明事理,没有在会上附和,其中8团团长杨梅生在黄火青面前最激动:我书读得不多,别的我不懂,但要说毛主席的不是,我不相信,也不可能赞同。
杨梅生是毛主席第一任警卫员,感情深厚。有他带头,另外的干部纷纷让黄火青带着大家走。黄火青其实也考虑过这种做法,如果要走就跟红5军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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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5军除了政委黄超是张氏委派的,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曾日三都反对南下,两军共同行动的话,能带出去大部分人,届时向西穿过藏区,脱离红四方面军后,再北上寻找中央,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仔细构思了几种方案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电台。红32军电台被调走了,红5军的电台在黄超手里,藏区沿途多是荒无人烟的区域,没有电台就没办法跟中央联络,到时很可能会面临山穷水尽的局面。
另外,黄火青也考虑到如果两军私自走了,朱老总的处境会更糟糕。
朱老总曾经来32军看望过一次,大家这才知道朱老总也被孤立了,很多时候连饭菜都不给供应。黄火青很心酸,当即让人杀了一头牛烤成牛肉干送过去。如果红5军、32军真的走了,朱老总、刘伯承这些在总部的领导日子会特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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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说朱老总他们能不能走,就算有机会朱老总也不会走,因为朱老总是红军总司令,红四方面军也是他的部下,如果他也走了,那就等于是彻底撕破脸。
所以朱老总从大局出发,肯定也会继续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争取早日将他们拉回正轨。
基于这些因素,黄火青他们最终没有走,没想到的是,张氏很快就做出了更过分的举动。大部队抵达卓木碉后,张氏召开了会议,把一切都摆在了明面上来,公然宣布“另立”,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氏为了能掌控这两支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不断往其中“掺沙子”,黄火青也被调离了红九军团,说是去总政等待重新分配,但一直没有给安排新工作,实质上也就是将他撤职了。
往后的日子黄火青过得非常困难,还有一次濒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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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黄火青患了伤寒,整日高烧不退,仅仅几天就瘦得不成人形,浑身多出长了虱子。张氏对他这番际遇没有半分同情,反而连房子都不让他住,导致他只能睡在走廊上。或许他病逝了,才是张氏最愿意看到的结局。
幸好,有两个帮助了他,一个是红军“神医”傅连暲,当黄火青病重的消息传开后,傅连暲急忙跑过去看了一次。
只是黄火青情况已经很不好了,傅连暲心里也没底,他开了一方药给黄火青喝,然后说了句“睡一觉,看明天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今晚了,可想而知当时已经有多严重。
多亏了这方药,也多亏黄火青身体素质比较好,幸运地扛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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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挺过了一晚只相当于大病初愈,黄火青还是比较虚弱,需要有人能细心呵护,这个时候马夫老孙伸出了援手。老孙每天抱着黄火青上马,背他过河,想尽办法为他弄吃的,这才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等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5军、9军、30军等部共两万多人进行西征,本来黄火青是可以不用去的,与他关系很好的陈赓也劝他别去。
但黄火青为了团结同志,还是走上了这条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西路军失败了,无数同志埋骨河西走廊。黄火青是与李先念等人翻越了祁连山、进入新疆,才躲过一劫。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黄火青后来一直被重用,只是渐渐离开了军旅、偏向了地方。1955年时,黄火青在主导天津的工作,离开了军队系统,因此没有参与授衔。
他对中央的忠诚经得起考验,1979年后还主导了对“两案”的审理,为很多老同志恢复名誉,真不愧为杰出的老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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