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背受敌的明朝为什么没有与后金（清）议和？

崇祯帝即位以来，时运不济，内忧与外患始终困扰着他，令他伤透脑筋。崇祯八年十月为凤阳陵寝遭农民军焚毁而颁发的罪己诏中，他沉痛地反思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归结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虏乃三入，寇则七年”。

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崇祯九年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京师。正在郧西征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总督，由安内转向攘外。

这次满洲武装突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着实令崇祯帝吃惊不小，自从己巳之变以后，东北边防较为平静，不料竟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京城脚下。京师一戒严，各路勤王兵奉调赶来，关宁劲旅又重新回到边防重镇。

一场虚惊过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前任宣大总督现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

杨嗣昌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抵京赴任，侃侃而谈，才辩阔达，大异乎前此大臣那种质木卑微者流，崇祯帝视为能臣，每次召对都大大超过规定时间，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恨用卿晚！”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接连不断地向皇上陈述他的治国方略，集中起来便是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这三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施政纲领，以后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都围绕着这个纲领而展开。

关于“必安内方可攘外”，其实是最为关键的决策。这虽然是一个传统话题，不过在当时却有着现实意义，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大事。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看来，必须先解决内忧才能排除外患。早在一年之前，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就向皇上提出六大当务之急，其中之一便是“灭奴先灭寇”——“为今之计，必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

与此相比，杨嗣昌的分析显得更为深思熟虑而且颇有深度，他从皇上破格起用他为兵部尚书的谕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了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

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可忽视。现在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带偏见、成见，设身处地从明王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战略方针。 为此杨嗣昌制订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案，要确保这一方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与军饷，因而提议增兵十二万、增饷（银）二百八十万两。自从万历四十六年明朝与后金战事爆发，开征“辽饷”二百万两以来，万历四十七年又加派辽饷四百万两，万历四十八年加派辽饷五百万两，崇祯三年加派辽饷六百六十万两，对于辽东战事仍有杯水车薪之感。

随着内战的大规模展开，军饷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崇祯帝多次专门召对群臣寻求良策，没有一个大臣敢于提议在辽饷之外加派用于内战的军饷，只有杨嗣昌敢于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

对于杨嗣昌的剿饷加派，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斥为导致明亡的罪魁祸首。彭孙贻甚至说“嗣昌憸夫哉，一言而亡国”，显得过于偏激。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舍此别无他法，正如邹漪所说：“至以加派殃民为武陵（指杨嗣昌）罪，则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前督师卢象升已建议请行矣，后之君子未尝设身处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为定论也”。

在崇祯帝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的“必安内方可攘外”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于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张献忠等部陆续受抚，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创，“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结局的尽头了。 崇祯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召大臣，要他们就“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这一两难问题出谋划策。焦点依然是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他大臣的对策写得如何，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唯独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对策引出了一连串的是是非非。素来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杨嗣昌在五月初七日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他顺着皇上的思路，从天变破题，然后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曾有天变不曾引起政局动荡的事例，这话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援引的几则典故，却引起当时不少人的责难，以为别有所指。

其一，杨嗣昌说，（东汉初）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当年无事，次年匈奴八部大人立呼韩邪单于在五原塞求和，朝廷将此事交公卿议论，公卿们都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人情伪不可知，不能答应和议。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引汉宣帝故事，主张接受和议，以率厉四夷，完复边郡，被皇上采纳。

其二，杨嗣昌说，唐宪宗元和七年正月月食荧惑，当年魏博镇田兴来降，李绛请推心抚纳，结以大恩，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以钱百十万缗赏军士。

其三，杨嗣昌举了这两件以和议平息外患、以招抚平息内忧的事例后，又举了一个相反事例：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月食荧惑，次年兴师灭北汉，征契丹，连年兵败，宰相张齐贤上疏指出：圣人举动出于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方可攘外。

杨嗣昌此论一出，举朝哗然。明朝君臣以史为鉴，对于宋朝在处理辽、金关系方面的失误遭后人唾骂，因而对后金（崇祯九年后金改国号为清）的和议十分忌讳、敏感。五月十五日，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上疏反驳，指责杨嗣昌缕缕援引历史典故，别有用心。引光武帝招抚塞外匈奴故事，企图借此以伸张与清人互市封赏之说；引元和宣慰魏博镇故事，企图借此以伸张招抚（“流寇”）之说；引太平兴国故事，企图借此伸张不敢对外用兵之说。

奇怪的是，能言善辩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只字不提何楷所指责的“市赏”、“招抚”之事，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见杨嗣昌不仅主张必安内方可攘外，而且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朝方面进行和议。这一点，正中崇祯帝的下怀，不久杨嗣昌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翰林院检讨杨士聪曾说：“嗣昌此疏，论者谓入相之机括”，可谓一语中的。 事隔三百多年，今日史家重评此事时，完全可以更加超脱一些。笔者以为，在当时形势下，杨嗣昌的主张未尝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较佳方案。

二、“攘外”与“和议”

其实，和议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崇祯帝即位以来，明与后金（清）的和议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天启七年十月，崇祯即位不过两个月，皇太极就委托漠南蒙古敖汉部都令喇嘛捎信给明帝，提议双方和谈。以后皇太极又多次发出这样的信息，一是写信给宁远总兵祖大寿：“欲通两国之好，共图太平”，并准备派遣使者前往北京致祭已故皇帝（即天启帝），祝贺新君即位；二是写信给总督袁崇焕，因为袁崇焕在天启六年辽东巡抚任上曾向皇太极试探和议的可能性，皇太极也致书袁崇焕表示两国通好的愿望。所以在袁崇焕以总督身份再次抵达辽东时，皇太极立即派人送信，明确表示“我欲罢兵，共享太平”之意。

崇祯五年，皇太极在远征察哈尔部后，写信给明朝守边官员，再次重申：“我今开诚相告，惟愿两国和好，戢兵息战”；并与宣府巡抚沈启时订立盟约：“明与满洲二国共图和好，谨以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两国共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祐，世世子孙长享太平”。

崇祯本来知道此次和议，后因朝中大臣议论纷起，不得不把沈启时革职，以平息舆论。和议阻力之大于此也可见一斑。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为了全力对付内乱，倾向于向清朝方面施放和议试探气球以缓和边境压力。于是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一名“瞽人卖卜者”周元忠到清方透露口风。皇太极以为有诈，大臣中一些明朝降官则以为此人有来头——“必经奉旨”，应认真对待。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方一藻透过监军太监高起潜始终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周元忠受到使节待遇，清方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来皇太极致总监太监高起潜的信，信中说：“仍言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方一藻恐怕廷臣有所猜疑，上疏时措词比较委婉，只是说：“势危兵弱，边腹交疲，绝款（拒和）尚宜详酌”；而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说得比较明朗，极力主张和议消祸。

杨嗣昌随后在给皇上的奏疏中对方一藻的建议加以说明：“御边之策惟有关宁练兵三万，堪以不时出塞，乃堂堂正正之道。若欲行此，必须撤回近畿稍援之戍守，而后力拼关宁；又必削平中原之草窃，而后可宿储供亿……往年总理卢象升、总兵祖太乐剿贼方有胜算，势以边警撤回，遗憾至今。向使有人以计缓彼三年不来，贼已平矣”。杨嗣昌的这番分析是从全局出发的，目的在于抓住时机，集中力量一举平定内乱。所以崇祯帝内心表示赞同，又不便明讲，便批示要方一藻、高起潜细细斟酌。

杨嗣昌再次上疏，鉴于言官高谈阔论反对议和，无视兵部的艰难处境，对皇上仅批示“细酌”感到不满足，一定要皇上明确表示“圣鉴允行”，“边臣乃敢从事”。于是廷议大哗。

崇祯帝没有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细酌”，皇太极的和议就此不了了之。他既然有言在先：“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兵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崇祯帝下令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使中原“安内”，战场的兵力陷于空虚状态。

崇祯帝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把卢象升从中原五省总理调任宣大总督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威震陕豫的洪承畴、孙传庭调往北方边防，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功亏一篑。当时杨嗣昌就曾指出：“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崇祯帝拒不接受，以致酿成大错。如果当初按照杨嗣昌的意见，与清议和，争取时间把中原内乱平定，那么以后的形势断不至于如此之糟。

铸成大错的关键就在于对“安内”形势判断失误，把李自成息马商雒、张献忠伪降谷城，看作内乱已经平定，“一时公卿且谓天下无贼”。崇祯帝因京师戒严而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待清兵出塞后，仍不将二人及所率精兵遣返原地，也反映了这种情绪。乘中原空虚之机，李自成由商雒挺进河南，张献忠谷城起兵转战楚蜀，崇祯帝从此在“安内”方面丧失了主动权。

当他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于崇祯十二年八月下令杨嗣昌代替总督熊文灿，前往湖广督师时，形势已经难以逆转。洪承畴驻扎在山海关一线，孙传庭则因政见分歧而下狱，杨嗣昌孤掌难鸣，终于落得个心力交瘁病死军中的悲剧性下场。崇祯帝除了叹息“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之外，束手无策。

崇祯十三年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总兵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等十三万精兵出山海关，解锦州之围，本拟打一场持久战，无奈兵部企求速战速决，终于导致全线崩溃。正当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时，清朝方面以和议助攻战，再次发出和议信息。其起因，据说是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辽东原野下起茫茫大雪，清军补给断绝，正欲解围而归，又恐明军尾随攻击，便通过蒙古人发出求和意向。

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把这一动向上报朝廷，崇祯帝原本抱着“灭寇雪耻”的愿望，对和议毫无思想准备，便以封疆大吏私自与敌方洽和有辱国威，把石凤台逮捕入狱。到了松山、锦州形势日益吃紧时，内阁辅臣谢升与其他阁臣商量：“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凤台言良是”。于是决定由兵部尚书陈新甲出面提议此事。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元旦朝贺完毕，陈新甲向皇上提出“款建虏”的主张，但又不敢直接提及“款”字，迂回地说：“（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崇祯帝对松、锦两城的困境一筹莫展，既然“建虏意欲和”，便答道：“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谢升立即应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与清朝和议和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陈新甲得到皇上的旨意：“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立即派马绍愉以兵部郎中、二品官衔的身份前往宁远与清方接洽。 这是明、清之间历次和谈中最具正式规格的一次，崇祯帝以“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写了一份敕书给皇太极，皇太极如法炮制，以“谕英郡王阿济格”的形式，作为答复。在沈阳谈判之后，马绍愉带了皇太极的国书返回宁远。清方提出的条件是“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

六月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内阁首辅周延儒，征询他关于此事的意见，再三追问，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始终一言不发。其实周延儒是赞成和议的，当初谢升与陈新甲提及此事时，他并无异议。正如给事中李清所说：“宁锦之溃，北边精锐几尽，而中州寇祸正张，上意亦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谢辅升与陈司马新甲主之。周辅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则分功，败不及祸”。

此次和谈是秘密进行的，“因畏声气诸臣阻挠，故深秘之”。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无法确证。

不料马绍愉与陈新甲书信往还，偶尔疏忽而泄密。一日，陈新甲得到马绍愉的信，阅毕放在桌上，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于是流传于外。马绍愉在信中写道：“绍愉见憨（即汗，指皇太极），讲好索金三十万、银二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憨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不从，即发兵，你家所失岂止此数！”于是言官弹劾陈新甲“主和辱国”，朝廷上下立即沸沸扬扬。

崇祯帝原本考虑到中原“寇祸正张”，意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孰料事机泄漏，舆论哗然，内阁首辅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担责任，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他虽贵为天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不肯为臣下承担责任，把此次和议的责任一股恼儿全推到陈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办。

陈新甲自以为受皇上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终于成了替罪羊。廷臣们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崇祯帝却偏偏说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使七名藩王被杀，比敌兵薄城罪更重，所以当杀，只字不提和议之事，可见他并不认为和议足以构成死罪。然而置他于死的恰恰是和议，谈迁为他辩护道：“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

平心而论，崇祯帝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毋庸置疑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到了功败垂成之际，机密泄漏，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们一片反对声浪，他们搬出《春秋》大义，以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作为权宜之计的和议，使崇祯这样有政治主见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使和议中途夭折。

经过此次波澜，他再也不敢与清朝和谈，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较前更为严重。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已经无牌可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