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最近，媒体开始探讨财政供养人员的问题，主要聚焦于财政究竟供养多少人才合适。
我认为，这可以解读为四中全会之前，对我们后续一系列动作的一次信号试探，一个调整的开始。
大家可以参考北大周其仁教授的研究。周其仁教授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制度成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周其仁教授有一个核心观点，我非常认同。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取得的瞩目成就，其实主要是前30年的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降低了制度成本。
中国制度成本的降低，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什么是制度成本？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财政人员冗余、管理结构拖沓、官僚主义盛行等，这些是显性的制度成本。而隐性制度成本则是在这些显性成本之上形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文化。
当各个地区由于财政人员冗余，出现无事生非、各方面都过度管制审批的情况时，最终会导致所有人产生惰性。这种惰性的隐性成本，实际上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国从1978年之后制度成本的降低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成正相关的。而最近这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否也与制度成本的上升成正相关呢？这二者之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当然，很多人说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因为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成本的下降。但是周其仁教授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如果仅靠生产要素成本的降低，比如劳动工人工资收入低，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块钱，甚至最早只有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却并没有促进经济的繁荣。
所以，实际上单一要素的成本降低，并不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真正重要的是制度成本的下降，而制度成本上升必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因。
因此，在四中全会之前，我们探讨财政到底供养多少人员才合适这个主题，这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一个指南针，一个方向性的试探，一个信号的释放呢？我觉得这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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