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首席信息官“桥梁”作用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转自：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董希淼

2025年9月，厦门金融监管局核准王丰辉厦门国际银行首席信息官任职资格。至此，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商业银行首席信息官（CIO）任职资格获得核准，部分银行就首席信息官岗位进行公开招聘。与此同时，多位首席信息官还在上市银行业绩发布会上亮相，引发多方关注。

商业银行设立首席信息官，是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后的重要措施。首席信息官是银行数字化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设立专职首席信息官，有助于银行加快并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增强面向未来的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

首席信息官“价值”所在

2022年1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选聘具有科技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从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实践看，首席信息官是数字化转型从战略到执行的重要岗位，正在发挥四个方面的角色与作用：

第一，转型战略的“执行者”。在董事会明确数字化转型战略之后，首席信息官作为高管层成员，主要负责推动执行全行的数字化转型蓝图和路线图。作为信息科技条线的领导者，首席信息官还负责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和信息科技风险防范的重任。

第二，业务技术的“融合者”。首席信息官核心任务是推动技术能力赋能业务发展，深度服务于产品、员工和客户，真正实现“业技融合”。比如，打造快捷高效的手机银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分析用户画像、识别用户需求，实现精准营销。

第三，数据价值的“挖掘者”。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首席信息官应负责建立和完善数据治理体系，提升数据质量，打通数据孤岛，并推动数据在经营决策、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当然，前提是要建好核心业务系统，建设数据中台等。

第四，组织文化的“催化者”。对银行而言，制约数字化转型的突出问题是僵化封闭的组织和体制。首席信息官应努力破解体制机制藩篱，建立敏捷扁平的组织架构，提高组织和员工敏捷能力，加快形成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数字思维和数字文化。

多措并举发挥首席信息官作用

商业银行设立专职首席信息官，本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一制度显露出一些不足和问题。比如在部分银行，首席信息官被视为“高级技术员”，未能深度参与全行战略规划与业务决策。这直接导致技术与业务“两张皮”现象：科技部门辛苦开发系统、搭建平台，但业务部门感觉“不好用”或“不愿用”，巨大投入难以转化为业务价值。部分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往往因人事变动而摇摆不定，首席信息官负责的工作如果短期内看不到显著回报，就容易在战略摇摆中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近年来，商业银行首席信息官离职率上升较快，从一个侧面反映该职位面临的现实困境：他们身处巨大的压力之下，既要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压力，也要承担因系统故障、数据泄露等问题而引发的监管处罚。

优秀的首席信息官既要精通科技，又要了解业务，还需要具备管理能力。这类人才本身就非常稀缺。对全国性银行而言，应开展一场所有组织、全部员工参与的组织变革，打造跨部门、跨层级的科技与业务协同组织，并推动更多具有数字化思维和能力的人才进入董事会、高管层。而中小银行在地域、薪酬和品牌吸引力上往往难以与大型银行竞争，因此往往需要从外部引入。中小银行不但可以设立首席信息官，还应加快引入和培养金融科技人才。

对各类银行而言，尤其是中小银行，要有效发挥首席信息官的作用，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一是明确权责，高位赋能。商业银行不但要设立首席信息官，更要让首席信息官有责、有权、有为。首席信息官必须是银行高管团队的一员，可由副行长兼任，可进入董事会，深度参与战略决策，而非仅仅是技术条线负责人。如西藏银行不但聘任首席信息官，还推动首席信息官进入董事会，成为执行董事。同时，优化首席信息官考核与容错机制。

二是内外结合，培养人才。首席信息官不能只是一个人在战斗，应坚持“内部造血”与“外部引智”结合，加强金融科技队伍建设。一方面鼓励技术骨干到业务一线轮岗、业务骨干学习技术思维，培养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海选”等方式从外部引进优秀人才。如浦发银行等银行，常年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等方式延揽金融科技人才。

三是基于能力，差异发展。全国性银行首席信息官要推动科技从“工具赋能”进阶为“价值重构”，更多关注业务重构、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形成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中小银行不应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聚焦发展方向和业务重点，深耕本地市场和地方特色产业，走差异化、特色化的转型之路，提高投入产出比。

四是生态共建，务实渐进。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任何银行在数字化浪潮下不可能包打天下。首席信息官应积极推动与银行同业及科技公司合作，扩大朋友圈和生态圈，实现优势互补。中小银行应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非一蹴而就的，不可“一键复制”。应从痛点焦点入手，选择分支行和部门迫切需要的项目发力，用成功证明价值，再逐步推广。

在实践中，还有部分银行由于过度重视，或出于引进人才的需要，在首席信息官之外还设立诸如首席科学家、首席数据官等职位，造成职责边界模糊、沟通成本上升等问题。应赋予首席信息官在数字化转型工作中的关键角色和地位，进一步明确首席信息官的岗位职责，不多头设立同类、同质的岗位。

总体而言，商业银行设立专职首席信息官，有助于发挥其作为连接“技术”与“业务”的桥梁作用，并参与战略决策和规划制定，将数字化转型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带领银行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行稳致远，不断提升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作者系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