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被战士“起哄”的排练,就是第一次“集体否决”。马可深夜抱着乐谱坐在窑洞口,用冷风给自己“浇头”。他在笔记里写道:如果喜儿真甘心做二房,她就不配代表千千万万受难的姐妹。人物不能为情节让步,更不能为了几个花哨音符妥协。
周扬院长拍板:剧本推倒重写,只保留“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条主线。为此,创作组请来了裁缝、石匠、扫雪人,甚至还有做窝头的炊事班长侯师傅。侯师傅一句“窝头就该是糊糊面的黄疙瘩”,直接改掉了舞台上用干馒头充数的道具;他又举着头巾示范:“解放了的人,得把头梳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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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白毛女》成功的背后,是鲁艺从“关门提高”到“打开院门”的思想蜕变。它证明:脱离土地的旋律会干枯,只有踩在泥土里,歌声才会长出根须。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剧组正在榆林作巡演。有人提议办庆功宴,更多人收拾行囊准备南下,把这部戏连同延安八年的艺术实践一并带向更遥远的战场。或许没人预料到,几十年后,《白毛女》的唱段会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开门曲”。可在1945年的夜风里,年轻的创作者只明白一点:要让更多被压弯的脊梁重新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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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演一遍又一遍,细节被锉刀般打磨。黄世仁登场时,最初配的洋琴伴奏被换成了二胡,粗粝拉弦一响,观众马上皱眉——这种“刺耳”才是剥皮抽骨的冷酷。至于最终结局,起初是“交政府处理”,群众不同意,齐喊“枪毙!”创作组跑去请示,得到答复:“恶霸地主,罪有应得。”结尾的大鼓声于是盖过了掌声,热烈决绝。
1945年4月,《白毛女》在中央大礼堂公开首演。幕布落下那一刻,毛主席带头鼓掌,旋即有人高喊:“唱《北风吹》!”于是,全场千余人合着节拍低声哼起。灯光下,马可看见不少人眼眶泛红,却没人掉泪——那是一种坚硬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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