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骗了我们800年！宋朝吃牛肉竟犯王法，餐桌顶流是它！

说起宋朝人下馆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水浒传》里那些豪气冲天的场面：武松、林冲、宋江这些好汉往店里一坐，张口就是“小二，切二斤熟牛肉！” 影视剧里也老是这么演，搞得大家都以为宋朝人天天把牛肉当家常便饭。但历史真相往往比小说来得复杂，宋朝人的餐桌，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宋朝那会儿，牛可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拉货全指望它，地位堪比现在的重型农机。朝廷对牛的保护力度极大，私自宰杀耕牛？那是重罪！宋太祖那会儿颁布的《宋刑统》就明确规定，盗杀官私马牛，情节轻的劳改两三年，重的流放三千里。宋真宗景德元年更是下令：宰杀耕牛的人直接发配千里之外，再加三年徒刑；就连知情还买肉吃的人，也得判两年。遇到皇帝大赦天下，别高兴太早，杀牛的人通常不在赦免名单里。所以啊，在宋朝想吃口牛肉，难度系数和风险都相当高。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如果牛是自然病死的，经过官府批准后，肉还是可以流入市场的。但问题是，这种肉价格高得离谱。宋徽宗年间，一头活牛市场价也就5到7贯，但一头死牛如果能获批卖肉，能卖到25贯的天价。要知道，当时一个七品县令的月俸也就12贯左右，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买半头死牛的肉，普通老百姓哪消费得起？而且这种老死病死的牛，肉质又老又柴，跟现在精心饲养的肉牛完全没法比。

那为啥《水浒传》里好汉们牛肉吃得那么欢？这里有个时间差：《水浒传》写的是宋朝故事，但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朝虽然也有禁令，但法令执行相对宽松，民间偷宰耕牛比较普遍。施耐庵写的是他更熟悉的元朝风情。再者，梁山好汉本身就是反抗朝廷的法外之徒，大口吃违禁的牛肉，更能凸显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藐视王法的叛逆精神。艺术加工嘛，总得有点夸张和象征意义。

在宋朝真正能称得上肉中贵族的，是羊肉。宋朝皇室对羊肉的爱，那是刻在DNA里的。宫廷规定“御厨止用羊肉”，皇帝们个个是铁杆羊粉。宋仁宗有次半夜馋羊肉馋醒了；宋真宗时期，御厨每天要宰三百多只羊；到了宋神宗朝，宫里一年能干掉四十三万多斤羊肉。这羊肉甚至还成了官员福利的一部分，从宋真宗朝起，外任官员每月能领“食料羊”，多的每月二十头。权贵们也跟着炫，北宋有个叫蒲宗孟的高官，一年能吃掉四千只羊。请客吃饭要是没羊肉撑场面，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羊肉这么好，价格也极其“美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吴中地区羊肉一斤能卖到900文。当时一个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月薪大概7贯，辛苦一个月也就买得起八斤多羊肉。所以有官员写打油诗自嘲：“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 普通人更是想都别想。《夷坚志》里有个故事，一个主簿的弟弟娶了尚书的女儿，新媳妇过门就想吃羊肉，结果主簿大哥只能哭穷：“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 所以，能天天在馆子里潇洒点两斤羊肉的，非富即贵。

既然牛肉吃不起，羊肉又太奢侈，老百姓日常打牙祭吃啥？答案是：猪肉。宋朝猪肉的地位远不如现在，甚至有点被文人士大夫嫌弃，觉得它低贱粗鲁，有损文人清流。苏轼就写过“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意思是猪肉便宜但没人会做。

但猪肉便宜啊！北宋时一斤猪肉大约120文，虽然也高于普通市民的日收入，但比起天价羊肉，总算勉强能够得着。而且猪好养活、长得快，供应相对充足。《东京梦华录》记载，光是汴京（开封）城，每天晚上就有上万头猪从南熏门运进来，供应全城餐馆和百姓。巨大的消费需求甚至催生了一些“猪肉品牌”，比如汴京大相国寺的和尚慧明，就靠一手烧猪肉的绝活闻名全城，开的“烧猪院”成了知名餐饮品牌。所以，对北宋城市的普通食客而言，如果咬牙下一次馆子改善生活，最可能切上的那二斤肉，大概率是猪肉。

宋朝人吃什么样的肉，清晰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阶层和巨大的贫富差距。皇帝和顶级权贵享受着昂贵稀有的羊肉；基层小吏和城市平民偶尔能消费猪肉；而普通农民，如北宋名相吕蒙正所言，很多还在“食糟糠”，甚至“不能营三餐之饱”。这种悬殊在危机时刻显得尤为刺眼。靖康之难时，金军一度断粮，士兵肚子里只有黑豆。而当金兵暂时退去，汴京城内却又恢复了歌舞升平，各地将领依旧日日饮宴，前线许多宋军却连黑豆都吃不上。最终，当金军再次南下，一些地方的宋军因军食不继而溃散，喊出“军食如此，而使我战乎”的悲愤之语，某种程度上，繁华的宋朝真是“吃”出了大问题。

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影视剧里宋朝人潇洒地喊“小二，切二斤肉来”，心里大概就有数了：那一声吆喝背后，可能是普通人咬牙享受的猪肉，是权贵们彰显身份的羊肉，但绝非常见的牛肉。一口肉，吃出的不仅是味道，更是一个时代的烟火气与森严等级。